龚平
从4月20日起，利得工人第三次大罢工今天已进入第五天（4-24）。这次罢工早在前期酝酿时我们就一直高度密切关注，并从罢工一开始就大力在微博上点评和扩散消息，罢工第三天（4-22）本社还连夜赶写并于当天早晨出炉了长篇文章， 指出2700多利得工人的罢工已进入重大关头，广大网友声援正当其时。必须始终强调的是，我们作为实际上一直怀有相当不同意见的热心旁观者，始终着眼于工 人团结和斗争紧要关头，已保证了最大限度的正面支持和理性克制，同时也始终强调一切舆论应当服从@利得工人 自己的团队，也坚持这么做。
就目前形势来看，波云诡谲的利得工运早已从战略相持阶段转进了一个微妙而复杂的局面。早已存在的某些隐忧却出乎我们意料地发展起来。在罢 工仍在进行时、形势微妙复杂的最新阶段，作为对中国工运前途怀有责任感、对承受着风险的罢工工人深感担忧的热心草根网友，也作为工人阶级中的诚实的一员 （也许正因此我们的言行风格始终迥异于劳工机构），我们不得不再次坦承一些独立的见解，以补充完善我们对利得工运的全面看法。我们指出这些隐忧是为了更好 地反思和改进斗争，盼望着那些坚持维权行动的利得工人取得更多胜利果实。
公积金方面的重大让步？
4月22日下午资方发出单方面广播公告，内容是：社保补缴6月底前完成、住房公积金每年补偿200元数额不变、公积金和关厂补偿都在4月底前到帐。这些资方公告及单方面发布的形式，立即引起工人谈判代表的强硬回绝。而一直协助利得工友的某机构劳工人士第一时间却以“个人建议”的名义附议。其主要理由是：由于关厂补偿（6千多万）是大头，所以工人应力争提前几天尽快落实关厂补偿，公积金方面则做出重大让步，“能提高多少就算多少！”
4月23日晚资政联合公告重申4-22资方广播时，某劳工人士再次在其个人的微信账号上贴出面向全厂工人的建议书、同样重申了4-22的附议——这次是以 “我们建议”的措词，但该文件并未署上任何团队或机构的名字，最后一句还特别强调了以个人之名拜托各位工友扩散转告此文。4月23日下午，这位某劳工人士 更是直接以自己常用网名“告工友书”，再次呼吁工人配合资方单方面公告做重大让步。
对此，本社认为：首先我们不赞同这种重大让步；其次即使劳工人士要建议做出重大让步，也应当先争取利得工人或至少是全体谈判代表的支持，然后协助他们在谈判桌上与资方达成共识、签订集体谈判协议，做到与工人集体共进共推，这样才能确保工人团结和最后胜利。
因此，我们在4-22下午也在第一时间就在某工友群也发布了我们的四点看法：反对资方单方面公告而强调集体谈判协议、工人不应急于妥协而应争取利益最大化、社保和公积金补缴都应在6月关厂前到帐、不必非要到帐而只要资方通过集体谈判协议承诺补缴即可复工---但要保留监督追究资方落实的维权行动权利。在笔者看来，这四点建议其实就是对去年12月利得工人集体维权经验的继续发扬（第二次罢工时的第三次集体谈判就是这么做的）。
除了上述看法，我们还认为，如果在工人已经行动起来的情况下，公积金补偿仍然是200元一年，这难以说服工人。因为利得工友知道，公积金补偿200元一年这是在罢工之前的五名谈判代表就已经谈成的，而社保、公积金的补缴和关厂赔偿又是有硬性的法定标准，难以争取更多，因此，五天四夜的守夜罢工换来的结果目前主要是补缴补偿时间大大提前，但公积金补偿标准仍没有任何变化。利得工友知道，第三次罢工之所以发起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工人认为通过直接行动能争取到比只通过劳资协商争取到更多的利益，尤其是公积金补偿标准。之前有的利得工友也计算过，按照即使最低5%公积金缴纳标准、即使只是乘以基本工资的基数，一个月也有75块钱，一年也有900块钱，这样看的话按一年只补200元计算似乎确实太少了。更何况4月21日集体谈判中劳方提出的公积金标准还是“按每年最少不低于1500元标准打包补偿”，即使后来做重大让步，退到200块一年那跟罢工之前的5名谈判代表协商结果有何区别？现在工人都发动起来维权行动的情况下，仍然是跟之前三个多月来劳资协商一样的结果，如何服人？谁来负责？
当然，我们完全尊重（只要是）对多数的利得维权工友负责所做出的一切决定。因为毕竟在场的维权工人最知道现场是什么情况、最清楚力量对比 的实际情况，最直接承受着压力和风险，所以如果多数工人或多数代表愿意做出这样重大妥协，我们也完全尊重利得工友的决定。即使是我们根据自己理性判断所不 赞同的，我们也愿意在舆论上全力配合——只要它是全体利得工人以有代表性的集体谈判形式所做的负责任的决定。
可是，现在还有问题就在于，目前出现的重大让步主张是以个人建议和模糊其辞的“我们建议”形式、而且为什么直到4月24日接近中午之前都还是以个人微信账号发布的方式？我们无法理解。
集体谈判团队的怠工倾向
从4-22资方做出单方面的广播公告到4-23晚的资政联合书面公告，资方都试图迫使工人接受重大让步，如前所述，其实是让工人在公积金补偿标准方面回到 罢工之前的标准上。这明显等于根本不考虑劳工方面自己的集体谈判团队，还要拉上政府的压力，强迫工人接受资方的单方面公告！
记得在去年12月利得第一次罢工时，资方同样发布过单方面公告，但是当时还很有战斗力的利得工人代表团队立即召开会议做出反应，有力地反击了资方的单方面 动作、捍卫了集体谈判和工人代表团队的权威和尊严。然而在最近的4月22日下午-23日晚上，对于资方两次紧接着的变本加厉的单方面动作，工人谈判代表团 队却迟至4月24日接近中午时才发出公开的简报做出回应。
尽管有关劳工活动人士的微信一直在发布现场有关情况的照片和实时报道，但是我们根据某些消息管道了解到，利得罢工现场呈现出一种松散的趋势，许多工人出去 了，并不在厂区聚集停留。更令我们惊谔的是，19名谈判代表中竟然有部分代表向自己的工友宣称，她们已经不再代表利得工人（我们无法确定这种现象的规 模）。在罢工重要关头，这种似乎是自发的怠工倾向令人不禁深深担忧。同样令我们震惊的是，几乎与此同时，协助利得工友的某劳工人士也发出长篇的“严重声明”，竟然声称如果某些方面再骚扰威胁，他将退出协助利得集体谈判。
我们认为，不管是工人谈判代表或协助利得工友的劳工人士，无论是出于任何压力还是因为罢工现场的松散趋势，这些自发或自觉的怠工倾向都是 极其不负责任的、轻浮而败坏的，是对还在厂区坚守维权行动的利得工人的直接威胁。因为：哪怕如果只是工人集体中的极少几个人有这种怠工，也是极为危险的苗 头，就像一架疾驰中的汽车，哪怕发动机中出现很小的裂缝，如不严加防范也是有可能导致车毁人亡的。
劳工人士应协助、争取而非取代工人谈判代表团队
我们认为，集体谈判等工人集体维权实践应当以工人代表团队为主体，而有关劳工公益人士或劳工律师、热心人士应以协助为主。只有这样才能确保集体谈判真正对 全体有关劳工负责、令全体有关劳工信服，确保工人的事情真正抓在工人自己手里，说得不好听点，也不至于授人以攻击劳方“被第三方外部势力利用”的口实，至 少一切决定是由劳方自己考虑后、劳方自己决定、劳方承担首要责任的。劳工人士是应该起到辅助作用，争取工人接受并协助，但不是公开出面取代工人代表的谈判 团队。
2011年深圳西铁城冠星表链厂集体谈判对劳资对峙僵局的处理是有启发的。当工人不愿做出妥协、谈判陷入僵局时，劳维律师果断采取了一个“沉默十分钟”“提出妥协性建议”再“休会撤消该建议”的策略，来缓和僵局（详见《从冠星厂事件看工资集体谈判》），从而又使老板回到谈判桌前与工人取得新的妥协。从观点上说，我们有同志是不赞同当时的某些妥协做法的，而且后来也直言不讳、开诚布公地提出过公开批评；但是从 谈判技术角度说，我们却不得不佩服这是一个高明的谈判策略，因为最终实现这一妥协的是劳方代表和资方代表的集体谈判本身，而不是协助谈判的人士，从而让工 人自己做主。就此案例来看，协议倘若劳维律师单独发出“个人建议”或“某某告工友书”的形式，来提出建议，来推动集体谈判，看起来好像效果差不多，但性质 就变了。这可能会是非常危险的，因为在工人面前削弱了工人谈判代表的权威，更削弱了集体谈判的权威，因为工人会觉得这明明是“个人建议”导致的结果，跟集 体谈判好像并没什么关系。
我们认为，无论鼓动工人采取激烈行动还是建议工人“做重大让步”，无论提出建议的是资深劳工人士、甚至就是本厂的某位工人代表，提出建议当然是可以的，但都应该通过工人集体做出决定，以确保工人集体的权威，保证集体谈判的制度效力。
当然我们早就注意到了今天利得工人与去年12月第三次集体谈判时的一个重大区别：目前的工人集体已不是原有的团队，而是罢工不久前才刚刚重组的19名谈判 代表团队，十分年轻的新团队还能否继承过去良好的经验并真正得到广大罢工工人的认可？说老实话，我们旁观者还真的看不准。
令人忧虑的工人代表团结问题
早在外界鲜为人知的罢工酝酿阶段，我们就密切关注着利得工人内部动向，其中让我们特别忧虑的是整个4月工人团队的争议逐渐增高直到有分裂的危险。但是我们出于大局考虑，从未向外界透露也没有做过明确的公开批评，当然我们也有自己的方式试图促进工人团结、让工人集体往好的方面发展（尽管可能根本没用）。我们本来以为4-19暴力打压和当天凌晨某机构所做的重新团结努力，至少应该在一定程度上弥合了分裂的危险，而且罢工大局紧要关头，也应当迫使利得工友们重新团结起来。
然而事后的发展却太出乎我们意料，至少在这一方面我们承认自己判断失误，我们低估了这个问题，现在如果再不公开指出来，再过几天甚至可能 再过几十个小时，我们恐怕自己都要背上与某些历史黑锅了。因此我们决定在不透露任何技术细节的前提下对利得工人团结问题做一个自述原则为主的简要回应。
至少从4月上旬开始，利得工人团队部分活跃分子开始酝酿维权行动，内部逐渐浮现两派意见：主张维权行动与主张继续劳资协商。4月中旬酝酿维权行动的力量明 显开始加强，开始成为多数派。本来，不同意见在决策内部充分沟通、自由讨论，少数服从多数通过决议，确保行动一致，这是基本的民主集中制，也是工人集体谈 判团队应有的民主决策；按此基本原则，应该是不成问题。然而，在4月中旬短短几天之内，工人集体的分歧中搅入了其他一些并未有充分根据的因素，矛盾急剧发 展，以致有部分代表擅自拟出内部公告要开除更为倾向主张劳资协商的少数5位谈判代表，甚至还扬言要追究这些代表的“法律和刑事责任”！该内部公告还得到某 机构劳工人士的大力推波助澜，而客观存在的意见分歧又没有充分沟通解决，这种情况是非常危险的，也非常让人痛心，也是让我们越来越深感忧虑的。
我们当时就认为，应该把观点与讨论方式分开来看。从观点来看，实际上我们是赞同直接行动路线的，也就是倾向多数派的观点，理由就是因为这样才能争取利益最 大化；但是，从讨论方式看，工人集体有不同观点甚至对立观点都是很正常的，尤其在决策讨论中，如果反对维权行动，那是出于某种理性的考虑，是应当允许的， 代表是应该有保留自己意见的基本民主权利，并且首先应当尽力面对面的沟通，哪怕无法沟通说服也完全可以按照“各自保留意见、但决议时少数服从多数、确保行 动一致”的原则来解决问题——老工人应该知道，这其实就是工人运动传统的民主集中制原则。
笔者于4月18日发表在工评社博客上的《工人行动意见的多数派与少数派——兼重温工人阶级的民主集中制传统》，实际上就是在尽力确保不透露技术细节、不点名的前提下，很 有针对性地原则回应了利得工运中发生的争议，做出正面意见。在那篇文章中，我们明确指出「一些工人包括维权骨干对“劳资协商、劳资合作、劳资和谐”之类抱 有错误的、模糊的幻想」，但强调要用「沟通、分析、说服」的态度做工作，而且即使沟通不了，也应当「即使嘴上争吵激烈，但彼此还是包容意见分歧，行动能够 做到少数服从多数、团结一致」。
实际上，笔者那篇文章的最后部分对“艾特报”的批评，也含蓄而又非常明确地表达了我们对多数派有关主导者在工人团结方式的问题上的不同原则看法。进一步说，对于多数派中的某些活跃分子大力支持开除代表的做法，我们是坚决反对的。而我们当天的文章就是一个委婉的表达方式。
然而十分遗憾甚至令我们深感震惊的是，某活跃分子不仅在4月17日晚大赞非正式的开除公告“威猛”，不仅毫不反思这种分裂工人团队的错误有害行为，反而变 本加厉地在重要的罢工期间继续多次散布仇视原工人代表的大段言论，进一步在罢工工人面前多次抨击少数工人代表，在我们看来这只会是“令亲者痛、令仇者 快”！其他有关劳工人士对这类破坏团结的现象只做了私下解释，却至今未见公开有力的制止，这是在包庇和纵容破坏罢工行动团结的行为吗？这又让人深感遗憾和 不安。
暴力威胁似乎增多 舆论战线似被掣肘
更让人惊讶的是在罢工第三天（4-22）开始，正当工人加强罢工守夜阵线的消息出来后，连有关机构负责人都半公开（在微信朋友圈及有关劳工群里）呼吁急需社会广泛声援时，舆论战线却似乎被掣肘了。而与此同时，对几位有关活跃劳工人士的警方监控似乎加强了。在最需要社会支援时，微博、网站等公开渠道释放出来的消息却更少了；直到4月24日接近中午时才诡异地在十几分钟内连续发布了四篇报道22、23日情况的简报（可检索利得工运专辑http://t.cn/RzRp7zW目录）。
然而，令笔者疑惑的是，某相关劳工人士的微信朋友圈里以及某些相关工友群里发布的有关图文、实时报道却一直源源不绝，消息更新远比公开渠道更及时。甚 至在4月23日上午在微博上公开传出某相关劳工人士遭到警察压力情况紧急的消息后（实际上当天不久后该劳工人士就转移到安全地方了），由于信息披露不及 时、没有后续报道，却在部分工友中引起了些许不安和议论，直到该劳工人士在工友群亲自澄清，才有所平息不安。而有关消息的完整报道是在4月24日接近中午 时才发出简报做出的。如果说上千人大罢工的消息确实很敏感，不便大力扩散，似乎还可理解，那么为什么连劳工人士安危这种会影响罢工队伍情绪稳定的重要消息 都迟迟没下文呢？
其实我们可以理解利得工运必然会遭到官方舆论的封杀。比如我们听说，岭南某高层已下过对利得工运的封口令。但官方舆论不报道，工人自己完全可以做报道，比如说利得工人不是在4月22日一大早就设立了自己的新闻发言人吗？但似乎还没有发挥作用，甚至我们有不止一位同志在微博上私信有关工人微博，但竟然很奇怪地没有回音。
如果工人有自己的立场，区别于资本家的立场或官府的立场，为何不能及时做出自己的进一步报道呢？其实劳工界有很多真正专业的、影响更大的劳工网站，利得工 人如果主动联系采访、在公开网站发出报道、再到微博上推广，舆论影响肯定要大大超过单纯只通过个别微信、微博发声的影响，对维权行动的声援也更为有力。实际上，以利得工人两千人以上的罢工规模，舆论扩散效果却如此微弱，是令人疑惑的，舆论影响甚至还不如同时期或者近一年来的一些上百人规模的工运事件；假如说它是因为规模太大才导致敏感，却更说不过去，因为在珠三角，有很多更大规模的罢工，报道也是很丰富的，例如深圳ASM五千工人大罢工期间就有大量的图文报道乃至视频报道传出来，更有凤凰卫视做出报道、香港的工会团体起而声援，ASM罢工还是发生在十八届三中全会期间，难道说两千多人的利得罢工反倒更加敏感不便多说？
集体谈判应当有始有终 与维权工友共进共退
本文说了很多隐忧，但其实完全是为了更好地反思和改进斗争，盼望着那些坚持维权行动的利得工人取得更多胜利果实。同时也根据最新情况，设法及早说出我们早已有之的一部分看法，以补充完善我们对利得工运的全面看法。
诚实地说，无论是中国工运水平还是集体谈判实践，其实仍然处于相当初级的阶段。集体谈判要做到有始有终，不能以资方单方面公告终结，应当做到共进共退。这说起来很简单，做到却非常难，而且做得不好会导致暴力收尾的结果。
例如之前2013深圳ASM工运就是没有做好结尾，当时就是11月21日资方一个单方面公告出来（决定加薪20%和N+1关厂补偿），工人领导集体竟然全 身而退，却剩下部分工人还在坚守厂区，结果防暴警察进入厂区强制清场，有七名工人代表被资方发通告开除、不支付任何补偿，以至于一名ASM工友在写给同事 们的公开信里说道“这次罢工以凄凉的场面收场”（工评社制作的小册子开 诚布公地披露了许多真实情况）。虽然ASM罢工期间进行过多次集体谈判，但最后工人取得的成果却是资方以单方面公告的形式出现的，并没有集体谈判协议。而 让我们担忧的是，如果利得工人迟迟不能以工人代表团队与资方代表谈判的方式达成协议，仅仅是指代不清的“我们建议”利得工友遵照资方单方面公告-资政联合 公告，那么就有可能重蹈ASM罢工的覆辙。当然我们其实非常希望这只是旁观者的一种忧虑。
目前复杂而略显诡异的形势我们无法做任何预测。截止本文完稿时为止（4月24日晚），微信朋友圈上还有某人刚刚发布的利得维权工友第五次守夜护厂的照片，仍 然有一部分女工大姐和老阿姨打地铺驻守厂区，她们很辛苦，更承受着难以确定的风险压力。她们的执著坚持与正直善良，令人感佩也令人痛心。这一幕幕工人行动 的悲壮图景警醒着我们：确保最终让集体谈判有始有终、真正做到与维权工友共进共退，从来不是个别机构的私事或个别活跃分子想进就进、想退就退的个人舞台， 更关乎我们工人同胞的安危和血汗利益。
写完于2015年4月24日晚上11点半
（责编：曜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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