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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11月21日星期六

国内资本搬迁转型 工人抗争愈演愈烈(2014年4月)

国内资本搬迁转型 工人抗争愈演愈烈
——仅今年4月上旬就有至少八起此类斗争
——据悉近年珠三角近一半罢工由搬厂引起

【工评社2014年4月13日聚焦】近几年来,作为资产阶级对资本主义危机的积极回应,资本内迁、重组和产业结构转型也在加紧,而在此过程中大量工人的权益被漠视、损害的现象也越发频发,加之工人长期忍受低薪和低劣待遇的不满也在搬厂冲突中爆发出来,导致由此引发的斗争在近几年愈演愈烈。去年更有网友整理了让人叹为观止的“2013老板跑路与工人抗争名单”(http://t.cn/zH2OjUp),那么现在这种情况是否有所缓和?

据不完全统计,仅4月上旬国内就发生至少八起因搬厂或转型赔偿问题引发的工人斗争事件:

4月2日,广东东莞市极盛电子厂上百工人堵路讨薪,遭警察镇压,一名工人被捕。4月1日,极盛电子管理层集体失踪,拖欠工人工资2个月。极盛电子位于东莞寮步石步村华南工业区,是一家韩资企业。现有工人1500多人。http://t.cn/8sivYPS

4月2日,安徽淮北市,乐天玛特超市百余员工堵路要求赔偿,被警察驱散。位于淮北市一马路的乐天玛特超市4月1日突然关门停业,员工认为公司已倒闭,曾到市政府维权无果。http://t.cn/8siwO1m

4月8日,安徽马钢集团合肥公司上千工人堵路示威,抗议公司转型停产后迟迟不给出工人安置方案。3月4日马钢发公告称,因环境污染影响,马钢合肥公司将关停冶炼产能。http://t.cn/8sodc2n(或见4月10日工评社报道《安徽钢厂因污染关停 上千工人再次罢工堵路求偿》)

4月9至10日,广东深圳市平湖镇,华丰隆玩具厂上千工人罢工,抗议搬迁赔偿不公。港资华丰隆深圳公司有员工2850人。http://t.cn/8s9XB2l

4月10日,上海市三星广电电子器件厂上千工人罢工,抗议公司即将搬迁越南,迟迟不给出赔偿方案。该公司有员工1000人以上。http://t.cn/8sKsA2S

4月10日,广东省东莞市,山打根玩具厂维权工人遭上千警察镇压,多人被打,约200人被抓。为抗议公司搬迁不赔,山打根上千工人于2月24日开始守厂罢工,并持续至今。http://t.cn/8s9aZQf

4月10日,广东东莞市,冠峰针织厂百名工人“跳楼”维权,要求公司支付赔偿金,遭警察殴打。4月7日冠峰公司宣布结业,此前公司已单方面解除与工人的劳动合同,没有任何赔偿。全厂有190多名员工。http://t.cn/8s9X0u8

4月10日,江苏昆山市,禧玛诺自行车零件厂维权工人遭400特警镇压,多人被打,约10名工人被抓,其中有1名孕妇。为抗议公司搬迁不赔,禧马诺上千工人从4月4日开始罢工。http://t.cn/8s9aySv


上述八起抗争,仅昨天(4月10日)发生的抗争就多达5起,真可谓愈演愈烈,值得大家深切关注和思考:问题究竟在哪?斗争要走向何方?我们工人的出路何在?

近期引起越来越多关注的深圳当局指控罢工代表吴贵军一案,恰好就是一起典型的搬厂赔偿问题引发的工人斗争受打压的案例。去年10月2日,香港职工盟发布上线的《中国劳权季刊》第二期(2013年9月)深入分析了吴贵军案和迪威信工人斗争的情况,并根据广东劳工组织的观察指出“近年珠三角接近一半的工人罢工抗争都是由关厂、搬厂引发”,由此提出了“珠三角关厂潮与工会缺位”的观点,指出“有必要尽早于工厂中建立直选工会干部的民主工会,增强工人对资方及政府谈判的集体力量”(http://t.cn/8s9eQWG)。

但是据工评社观察,早在2007年和2011-12年广东当局就先后两次试图从工潮中发展民选工会,结果却显示当局只是想用工会应付工潮,而不是要持续地改良,只有工人主动施压时工会被推着走、被迫有所作为(例如2013年3月佛山南海本田再度罢工与9月深圳盐田港再度罢工,才迫使工会来应付,这两大企业在过去几年都有着官方引以为豪的样板工会)。如果工人不够有力,官方扶持的民选工会就干脆帮资方消磨维权工人的意志,2013年2月深圳坂田欧姆工人发动罢免工会主席的行动,原因就在这里,而欧姆工会此前还是深圳市总工会大吹大擂的样板工会。

从工人自己的角度来说,更应该发展自下而上的自组织,工会的形式可利用来作为契机。去年10月底,深圳盐田先进微(ASM)5千工人大罢工,他们在此前胜利加薪一千七的盐田港罢工激励下,更提出了“加薪三千 历史工资补偿2N+1 改选工会”的豪迈口号(历史工资补偿即一般所说的搬厂赔偿,这一名词揭示了工人所求赔偿的劳动价值实质,是ASM罢工工人的一大发明)。ASM工人在罢工的同时成功组织了劳资谈判,赢得了一定胜利,在职工人获得较大幅度的加薪800-1100元,但是改选工会的要求搁置了,之后,大批罢工自组织骨干、积极工人也陆续纷纷被迫离职。

但是长达22天的ASM罢工和长达17天的迪威信罢工,都再次证实了工人自己在集体抗争中也可能形成潜在的自组织,从而组织起长时间的集体行动和谈判,只是那种组织有实无名。虽然已经喊出过改选工会口号的那些罢工工人——从2010南海本田工人到2013先进微工人,都还没有把罢工中涌现的工人自组织升级转型为公开的工会,但是愈演愈烈的工潮势必还将把这一组织问题带回劳工界的视野。只有那样,工人才能有力地掌握资本搬迁转型及其他一切劳资争议的主导权,才有可能终结这种被迫发起反抗、看似热闹实则无奈的斗争局面。


(责编:曜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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