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晴信：从胜美达女工斗争看争取“八小时工作”体面工资的必要性（2014-8-20工评社首发）

从胜美达女工斗争看争取“八小时工作”体面工资的必要性[1]

文/姜晴信
2014.07.30

2013年9月，广州市番禺区旧水坑胜美达工厂的女工们开始维权行动，以（一千余人）联名签署、推举代表等方式，四处投诉工厂的违法行为，寄信给劳监、市工会、区工会，最后找工厂谈判，提出补缴社保、增加工资等要求。

胜美达的支薪方式带有中国沿海省份工业区的典型特征——低空掠过最低工资标准的基本工资、“多劳多得”的加班费，以及被有意少缴不缴的各项社会保险（延付工资也是工资中的一部分！）。据工人微博交待，「按照目前的薪酬待遇，即便资方允许我们八小时工作制，我们这点可怜的薪酬别说养家糊口，即便是连我们自己也养活不了，因为资方按照工资1630元[2]工资标准来支付我们薪酬，使得我们比不从事工作的乞丐强不到哪里去，根本让我们无法体面的有尊严的生活。」

《资本论》告诉我们，提高剥削的办法有绝对剩余价值生产与相对剩余价值生产之分，其中绝对剩余价值生产的典型形式便是无偿加班，然而中国沿海工业区工人却对有偿加班习以为常——乍看起来，这种薪酬结构似乎只是短了“基本工资”长了“加班费”，而加班费其实并不菲，没有显著降低可变资本支出总额。但实际上这对资方而言好处多多：首先，生存压力与生产节奏迫使工人“自愿加班”，着实为苦心监督劳动者的资方减负；其次，单位人事管理成本（招工、培训、管理等在精力财力上的支出）往往要比加班费要高，故资方力求人员精简、使单位劳动强度最大化；其三，最大化的人员-机器配比虽然折磨劳动者，但可使资方购置最少的设备，设备由于工人加班连轴转也能加速折旧；最后，对不少只以工人基本工资（依法应以工人去年总收入平均至每月）作为社保基准的企业来说，人头能省则省自然是第一要务。可见，仅仅是貌似简单的薪酬结构安排，就能使天枰向“劳心者”一方严重倾斜。“劳心者”们着实轻松（节约成本又省心）了，工人们却“自由”地无路可走。

无产者的阶级地位决定了他们不向资本家出卖劳动力便无以维生。正是由于基本工资的微薄，辛苦的加班反成了资方对工人的“恩泽”、成了资方分化打压工人的惯用伎俩。据工人反映，在去年女工们追讨社保补缴近半年后，「PMP事业经理和制造负责人不择手段打压我们员工，调动工作岗位不加班，最卑鄙的是不给订单做，把本班订单转给其它班，让本班无加班，提高其它线的加班时间。」而到了2014年7月下旬，资方又要求几位工人调岗，并宣称「这是工作需要...你们不服从安排我们工厂就会按厂纪厂规处理。」被针对的工人认识到，「公司并没有给出合理的调动工作岗位理由，新的岗位我们无法担任，而且此岗位加班少，新岗位的薪酬比我们现在的岗位明显少很多，可见公司在变着法降低我们的待遇。」「公司这个调岗决定刚好紧接着我们向工会反映诉求之后做出，我们有理由相信这是工厂在蓄意报复、打压员工。」这便是资方在企业内的“治外法权”，无需动用任何暴力机器（法庭军警宪兵等），就能凭借纯粹经济关系（有产者对出卖劳动力者的权威）实现。在“资强劳弱”、政府“无为而治”的大背景下，此类打击报复事件在中国工业区屡屡上演。

从2014年5月31日工人微博上的《女工心声》一文中可以看出，女工们是各自家庭中家务的主要承担者。在资本主义下，无产阶级的家务劳动承担着为剩余价值生产提供劳动力再生产的社会职能——夫妻双职工经过每日休整，以便次日再把劳动力出卖给资方；赡养上一代无产者以及抚养下一代无产者，使资方不必负“事前善后”的责任便有代际更迭的劳动力可供剥削。当家务劳动主要承担者遭遇“自愿加班”，无产阶级女性的个人闲暇便捉襟见肘。资本的增殖运动需要她们不分上下班地付出，这恰恰使得劳动者在阶级斗争中处于劣势。女工们对此有说不完的苦衷，「感觉时间太少了，太少了。我们不懂的东西好多，都需要学习，可是我们都是有家有口的人，工作不能耽误，家庭也不能耽误，时间不够用，不能做更多事情，着急。」「有些同事被迫退出，是由于老公的不支持。白天上班，晚上做饭，但是自从我们走上这条路时，晚上下班的那点时间、周末都被我们用来开会再开会。我们没有工厂的资本，有一堆的“智囊团”，我们只能靠每天工作十个小时后的业务[余]时间来思考策略、分析现状。但是，我们家里的老公饿不起，小孩饿不起，时间就那么多，挤也挤不出来……我们理解丈夫的担心，理解他对孩子的心疼，也许不让我们“搞事”，只是想多些时间陪陪他们。」阶级社会给女工造成的疲于奔命，无疑是资方又一项无关暴力机器的斗争策略。

工薪之低导致工人没有像样的积蓄；而长年累月形成的社保欠款又使个人补缴部分在一次性缴清的情况下成为工人的沉重负担。《南方工报》7月25日的报道[3]就记录了这样一声悲鸣：「难道明明是企业违法，责任却要我们打工者承担？……由我们自己承担这十几年的社保全部应缴纳费用和滞纳金，对我们来说也太沉重了。」颇为讽刺的是，在胜美达女工斗争一案中，这一悖论是由资方道破的。2014年4月，资方“开导”工人，「补缴社保的产生的滞纳金由个人承担，一旦补缴可能将需要很大一笔资金，什么补缴费用、滞纳金、利息等，都是由我们工人自己承担，所以我们要自己考虑清楚。」2014年6月1日，资方又“告诫”工人，「买社保不满两年的女工，一旦争取到一次性补缴社保则需缴更多钱（比如，现在只需缴纳2万元，通过稽查科补缴需要补缴3万元）」。

虽然女工们一眼洞穿资方的“设身处地”“换位思考”“忠言逆耳”无非是「变相不想让我们工人补」，但也无法回避一个严峻问题：倘若斗争工人无力迫使资方全额（至少主要）承担社保费用短款，也未能争取到显著加薪，那么必然有不少工人因为收入微薄知难而退；甚至连资方为节省开支而恶意违法、仅以基本工资作为社保基数的安排，也会得到一片无可奈何的同情理解。在2014年1月15日资方的补缴方案公布后，工人指出，「工龄短的满足了……彻底把工人分化了」，并分析道，「这么一点点的给予都要分三年给我们补完，这明显安抚分化瓦解工人的策略，」「其间很多工友未等到已经因各种原因辞工走了，这算不算是在变相剥夺工人的合法权益？」不难看出，工龄差异直接导致了劳动者在看待社保上的差异，资方对此心知肚明并加以利用、孤立最为急迫和坚决的长工龄工人。与其对消极工人贴上自私、法盲、短视等标签，毋宁说这是她们在有限收入的本能自保。纵使是追缴最为坚决的工友，有着另找工作或即将退休等迫切动机，也决不改变一次性补缴给她们造成的痛苦。

2007年3月19日，央视《焦点访谈》曾以《残缺的社会保险》[4]为题，曝光东莞裕元鞋厂未给工人缴纳全额社保。接受采访的广东省东莞市社保局工作人员坦言道，「（到底什么原因使社保工作出现漏洞呢？）问题就是地区之间的不平衡...就好比如我东莞，按规定，我高埗按规定，按照国家的规定，5个险种都上了，但如果旁边其它地区，它的经济发展水平也没走到这一步的话，那彼此之间就会形成很大的反差。...人员（投资商）向那边流动，企业的经营成本也会相差太远。」在有关部门的“无为而治”下，追讨社保补缴往往有赖工人集体行动自行争取。促使多数工人参与抱团（至少同情），就成了斗争的关键所在；而工龄差异造成工人的心态差异，只有通过争取加薪、争取改善工资结构、要求资方负补缴全责，才能使形成利益公约数。值得一提的是，胜美达女工在斗争伊始就并举“补缴社保”与“增加工资”，并明确将签订集体劳动合同与涨工资作为争取独立工会的出发点。

1866年，第一国际提出「8小时工作，8小时自己支配，8小时休息」的口号，要求各国立法确认。然而148年后的今天，在有着《劳动法》的中国，这一口号仍未过时。“法定工时”等概念并不因白纸黑字而自动兑现——在无产者靠出卖劳动力赖以为生的社会上，神圣不可侵犯的私有产权与“发展才是硬道理”的官方信条，足以使“劳动者有权利拒绝超时工作”之类的义正言辞沦为辛酸笑柄。“争取八小时工作制”不仅要求工作时限，和与超额工时匹配的额外工资，更意味着必须迫使资方改变薪酬结构，使八小时所囊括的基本工资稳定可观，使职工不依赖“加班费”“绩效”“年终”也能维持体面生活、有闲暇社交及个性发展。正如《胜美达工人代表告工友书》中提出的，“工人现在必须要团结起来，为争取八小时、提供工资薪酬而去斗争；为要求工厂给我们依法缴纳五险一金而去斗争！”——只有这样，才能逾越无产者阵营的内部间隙，向着更多权利奋进。

注：

[1]文中涉及胜美达工人的情况，参考了新浪微博 @胜美达社保补缴小组、@广州胜美达工会直播小组。
[2]根据2014年《广东省劳动保障监察条例》新调整的最低工资标准，广州市番禺区最低工资标准为1550元，小时工资为15元。
[3]《外来工到龄想退休咋这么难？》文/南方工报 http://www.nfgb.com.cn/NewsContent.aspx?id=50859&pageNum=0
[4]《残缺的社会保险》文/焦点访谈 http://news.cctv.com/china/20070319/104228.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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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曜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