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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11月26日星期四

近一年南方工人集体行动组织经验小结(2014-6-4)

近一年南方工人集体行动组织经验小结

【工评社2014年6月4日聚焦】近几年中国劳工斗争看似热闹,其实介入集体维权的热心者很容易会失望,因为他们发现虽然工人斗争已经很频密,但多数情况下仍然很难形成代表全体罢工者的组织,而且很少有人愿意在罢工中成为工人代表(罢工组织者)。从客观上看,出头的风险太大、工人流动性较高和较少工人对打工企业有归宿感,都降低了工人为罢工付出更大代价的可能性;从主观上看,目前有一定组织性的工人群体,很多都有着劳工团体介入支持的功劳,反之,如果不是较有经验和时间的劳工活动者介入,工人很难仅通过罢工自成组织。

不过近一年南方有部分抗争,例如广州中医药大学一附院工人抗争、广州联盛模具厂工人抗争、深圳先进微电子厂大罢工,以及此前的广州恒宝饰物厂工人抗争(2011-2012),在事发前就都有劳工活动分子的精心介入,都持续较长时间并且较有组织性——真正堪称工人运动,并因此成为当今中国不多的工运范例(分别有不同程度胜利)。虽然这些斗争的组织程度为当代中国工运少见,但却有一些值得肯定的相通经验:

1、首先,以诉求为导向。诉求逐渐清晰和统一的过程,就是发动和组织广大工人队伍的过程。行动的过程中有很强烈的共同诉求。

2、酝酿时间都比较长。在集体行动开始以前,已有动员和组织的准备。

3、工人之间互动非常积极和频繁,共同协调进和退、示威和克制、应对劳资谈判的策略方针。

4、非常注重工人代表的保护,工运骨干都得到身边一批工友的全方位、有力的拥戴支持。


不过,这些经验虽值得肯定,但也因为目前工运的初步,值得提问或探讨。下面逐一结合案例加以说明。

第一,是以诉求为导向。搞清楚要通过集体行动达到哪些诉求,是工人斗争的首要问题。通过对诉求的集思广益、讨论和归纳,罢工工人队伍也就组织了起来,并且在行动中维护团结,反击资方对工人的分化。曾经有工运门外汉发表“哑巴罢工”的谬论(认为不应该提任何薪资要求,“不能让最直接的目标为资方侦知”),秋火同志针锋相对地批驳、指出:“集体行动中,工人尽快归纳出自己诉求是首要问题。……正确归纳出工人的阶级需求[核心诉求]对阶级斗争非常重要。资本家及其帮凶怕的就是广大工人把自己的诉求明确表达出来,并成为联合行动的共识。”http://t.cn/RvIx19D 实际上,非常清晰、强烈、公开的诉求,是近年来各个较为成功的工人集体行动的共同驱动力。

在大规模的工人群体斗争中,工人诉求甚至还有让人叫绝的妙用。2013年10月31日-11月21日深圳先进微电子厂5千工人通过“诉求表”重整队伍的创新经验,尤为值得注意。诉求表本身并不复杂,只是一张载明工人核心已达成共识之诉求的签名表,它最初是直接为11月12日劳资谈判准备的,由员工代表从各部门征集工人签名。从诉求表延展出几点很有意思的运用:(1)罢工期间经常集会以鼓舞士气,每次集会各部门都根据诉求表签到、点名;(2)复工者将被登记下来、工人自发举报复工者,移出诉求表;(3)为了使工人方便地把诉求表递送给员工代表,设立了戴有“加薪三千”字样(核心诉求)红袖章的安保,作为罢工纠察队员,也维持集会和罢工的秩序。

对于深圳先进微电子工人的斗争经验,核心介入者红花草工人服务部讳莫如深,至今仍鲜为人知。不过,我们从这场工运的另一个观察者秋火同志那里获得了一些总结。正如秋火同志所说,诉求表的创造运用具有历史开创性,使罢工有了自组织的实质,但是,工人对既定诉求“加薪三千”和“2N+1”却一直有争议,直到罢工第19天仍然有部分工人提议降低诉求底线http://t.cn/8kzCB9D,罢工领导者对此只有解释、劝说或批驳。秋火曾提议提出诉求谈判底线http://t.cn/RvI61G8,但不必公开透底。但实际上诉求始终未能让全体工人信服,甚至谈判也不尽公开;最终资方加薪20%(秋火测算是加薪800多到一千多),与加薪三千口号差距还很远,当时谈判究竟如何?目前也成了悬疑案。

第二,有组织且较成功的工运,酝酿时间都比较长。正如最近段毅律师说:“大家谈到裕元没有组织起来,实际上组织工作并不是直接行动导出的,组织工作的核心是在没有形成重大冲突前,已经开始组织工作”http://t.cn/RvfCR2k。本文前述的几场工人抗争都是酝酿时间较长、行动时间也比较绵长有力。目前广州医院工人抗争已持续一年多,去年8月工人代表被刑拘前也持续了4个月,工人早在行动之前就选出了工人代表http://t.cn/z8euHyr。广州恒宝饰物厂工人抗争也持续一年(2011.4.-2012.4.),大半年之前,厂内也有同类抗争(社保维权)http://t.cn/zHr7OHx,积累了经验。去年6月开始的广州联盛模具厂工人维权,历经4个多月,最终劳工团体支持工人与资方达成谈判结果,更早在5个月前劳工团体“番禺打工族服务部”就通过协助工人追讨住房公积金,使工人取得集体自信、涌现一批工人领袖,并建立了工人对工运介入者的信任http://t.cn/8ky4lSv。

深圳先进微电子ASM工厂是在2013年10月31日爆发5千人大罢工,但早在当年3月J07、FM3部门就发生过三天的罢工,提出过一系列诉求,取得阶段性的胜利http://t.cn/RvISzYU;5月J07部门再次发生罢工时,红花草服务部已经有所介入http://t.cn/RvISzY4;整个10月资方的所谓“沟通会”和工人日益密切的互动,已开始出现清晰的抗议和诉求(http://t.cn/RvISzYb,并参见http://t.cn/RvISVbl)。如果从2013年3月开始算,可以说ASM大罢工7个月前就开始萌芽了。

红花草负责人石秋写道:“基本上来说,珠三角的高端的工运一般具有以下几个特征:1、有较长的行动周期;……说到较长的行动周期,这是大多数局外人所不能够有直观理解的一个特征。但确实是高端工运普遍具备的特征之一。在目前阶段,通常一次高端的工运从筹备到发动到结束,周期不短于两个月。周期越长,其工运的规模和影响的深度都成正比。”http://t.cn/RvfCR2F 话虽有些夸张和绝对的色彩,但却道出了工运的基本道理:没有较长时间酝酿,很难形成有组织的集体行动。

第三,工人之间互动非常积极和频繁,协调进和退、示威和克制、应对劳资谈判的策略方针。本文提到的四场工运,在互动方面各具特色。

例如广州中医药大学一附院工人抗争:

“代表们在需要做决定的时候,都会先开工人代表大会讨论,再在全体工人大会上汇报。这样的大会制度,能使全体罢工工人及时了解行动的进展、策略方向,以及表达对行动的疑惑与不安(如何处理部分工人对行动的疑惑与不安,是避免工人分化的关键要素)。……

“在长达92天的行动中,医院工人有遇到来自院方的分化,有遇到来自相关部门的数次关押,但工人们之间的信任关系与团结争取之心依然没有被磨灭,即使在2013年8月9日,护工阿姨们迫于压力接受医院方提供的补偿方案,一直团结抗争的工人通过半会议的聚餐形式来通告,决定护工阿姨们的退出,并把此定义为‘工人的阶段性胜利’,剩下的保安工人继续抗争。护工阿姨们的退出,固然是院方的分化策略奏效了,但这更多的是医院工人们出于道德考虑,没有把行动扩大到影响医院工作(从而影响病人的健康与生命),而导致的力量不足,但他们行动过程中的大会制度的确很好地建立了工人之间的紧密信任关系,保持了工人的团结。”http://t.cn/RvfCR2s

上述广州的医院罢工和联盛模具厂维权,都充分利用了微博、及时整理事件经历和频繁的工人交流,以达成密切的互动。而在深圳先进微罢工这样的大规模集体行动之前和全过程中,上千人规模的超级QQ群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同时可想而知,工人代表在线下也有十分密切的交流和紧密团结,以便在行动中协调有效的进退、统一口径、领导全体工人。在罢工过程中,最终形成了由红花草劳工服务部参与管理的四个大群,并区分出核心骨干群(当然这一互动策略的运用高度依赖于政府的中立甚至默许,否则就像裕元工人QQ群那样极易遭到大量渗透乃至扼杀)。

正如红花草负责人石秋撰文指出:“把握有效的进退,掌握适度的节奏。这是积极的斗争意识和盲目的斗争热情的区别所在。然而要掌握进退的有效性,必备的条件之一就是工人之间积极频繁的互动。”http://t.cn/RvfCR2F 在人多嘴杂的上千人的工友QQ群里,如何保持既有战斗性、把握基调和分寸、又不失活力的讨论,这可能是ASM罢工中最重要经验之一,也是其他许多罢工很难获得的经验。

第四,非常注重工人代表的保护,工运骨干都得到身边一批工友的全方位、有力的拥戴支持。这方面在深、广的四场工运上,也各有千秋,各显神通。

最让人赞赏的是广州恒宝饰物厂工人捍卫自己代表的斗争。当他们集体罢工静坐,代表遭到资方无端陷害、被公安刑拘时,他们136人集体按手印、写联名书向公安局请愿要求无罪释放自己的代表;工人代表被捕期间,工人捐钱给两位代表的家属,并捐钱6千元请律师,25天后工人代表保释,数十名工人到看守所迎候并到大排挡为代表接风,并表示全力支持为刑拘工人代表一事申诉。有工人当场表示:“如果需要,我和所有工人都会到公安局为你们说明情况,还你们清白。”http://t.cn/zHr7OHx

深度介入了广州医院工人维权行动的劳维律师段毅提到,如果工人每人每月出一百块钱支持他们的代表,集合为一股力量,既作为支持工人领袖的经济保障,又提升工人领袖的精神道德地位。如果人人都愿意捐钱,这种行为本身就足以让老板害怕。实际化的捐款,实际化地给予受难工人支持,其实正是工人的组织化过程。他指出广州医院工人维权就已进行了有效的实验,工人代表孟晗等人的家属每个月都得到了适量的经济补助。“问题是这些钱更多的不是来自于有切身利益的工人,更多的是来自于社会。所以我们必须要改变这种状态,对工人代表的保护,一定是和他的代表群体,也就说和他有利益关系的工人,一点一滴的把钱捐赠出来的”。http://t.cn/RvfCR2k

而在与“孟晗事件”类似、且更严重的“吴贵军事件”中,工友们更直接和公开地维护他们的代表。吴贵军被捕4个多月后,几十名工人联名上书要求无罪释放他,劳工支持者发起了有400多工人和市民的联名(同时也发起了公开的募捐支持代表家属的活动),在香港和海外也有工会和劳团的声援;被捕6个月时,十几名工人接受劳工团体访谈,以视频的方式声援他们的代表;无论三次庭审还是近日保释,都有许多工友及劳工支持者到场声援。http://t.cn/z8pbzt6

这些工人和劳工界的大量声援行动,可能都难以减轻打压,但它们却相当有力地支持了工人代表。这从吴贵军第二次庭审中良好的表现就可以看出http://t.cn/8sC1ohb。近日刚刚保释的吴贵军时更表示:“其实我心里一直都非常平静,因为我知道我是无罪的,我一定会出来。但在里头这一年多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一股精神力量:我的家人,朋友,社会上所有关心支持我的人就是这股力量的源泉。”http://t.cn/Rvta3fQ

先进微电子罢工的深度介入者红花草负责人石秋,也把“有高度自觉和敏感的自我保护意识”列为“珠三角的高端的工运”主要特征之一。他认为“工人骨干基本上都能做到全身而退”,正“是工人骨干自我保护的关键措施”;“只有对明确的目标有着高度的敏感,才能够在整个运动前后保持较清醒的判断和准确的应对,才有可能在目标获得实现的同时,实现极速高效的退却”http://t.cn/RvfCR2F。但是这里有几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在加薪三千和实际结果加薪20%的悬殊差距之间,ASM工人是如何界定“目标获得实现”的?在目标差距很大而行动还有后劲时,积极工人如何统一共识全身而退?

以上四个方面总结起来,读者可能意犹未尽,因为我们也一直提问题,在实际组织过程中,问题恐怕不会更少。毕竟万事开头难,中国工运从严格的组织意义上才刚刚起步,而且只是局部的、零星的起步,过早的固步自封不但不利于进步提高,而且还可能被加快的事变抛在后头。所以我们宁愿冒着被砸砖的风险,也不愿写一篇只是说好话、博取掌声的讨巧文章。最后,我们还要继续冒着风险指出目前较有组织的工人行动的两点问题和不足(以本文提及的几场工运为代表)。欢迎探讨。

其一,目前较有组织性的工人集体行动,多由工厂和职场的中层甚或中层以上管理人员发动、领导,多由目标明确的劳工NGO团体介入,它们都过于强调理性维权(令人惊奇的是连自称毛派的红花草劳工服务部也赶上了“理性维权”的劳工界时髦,而且在制止工人出厂游行方面做得尤其坚决彻底),既因此争取到政府在某些阶段不同程度的中立(默许),为集体行动赢得宝贵的空间,免于“政府打压、罢工流产”的常见结局;也容易受这一策略方式局限,迟早会束缚工人手脚,不利于团结更多工人,导致关键时刻没有后劲、错失战机。

其二,工运一旦兴起,在达不到目的或者遭到秋后算账的情况下,都有行动激进化、超出所谓“理性维权”的倾向,尤其是对罢工、游行、示威等基本抗争权利的更充分的实践。初次介入集体行动又过分强调“理性维权”的劳工支持者,虽然有法律技术上的防御反击动作,但至今仍然缺乏(或顾忌自身生存还不敢?)结合工人政治权利的公开抗争。

例如2013年8月广州医院护工维权被分化后,保安为争取院方谈判,爬上医院大门顶棚拉横幅示威,劳工律师积极为保安的维权行动辩护http://t.cn/z8euHyr。2013年传盐田区政法委致电资方告知ASM罢工期间有工资http://t.cn/8DenukK,但罢工后所有工人却被秋后算账克扣22天罢工期间工资,引发12月初上百工人到区政府信访办投诉,红花草提议用“恶意欠薪罪”予以反击http://t.cn/RvICWv0。但这些防御或反击的动作,不是无效,就是干脆没有下文,不了了之。实际上,无论保障罢工期间工资(属于罢工权的应有之义)、公共场所示威权和集体谈判权,还是深圳迪威信工人直接尝试却遭到暴力打压、先进微电子厂工人曾经努力争取却未获准的厂外游行(http://t.cn/RvICnLG),都是工人应该争取的基本抗争权利。工人及其支持者却至今没有(或未敢)公开争取这些权利。

过去一年最有进取性的工人抗争,在初显组织性之外,仍然表现出强劲的自发动力,并且无一不在最起码的基本抗争权利上被绑住手脚、卡住颈脖。诚然,工人和劳工团体已经开始绝地反击,但要真正有所争取,他们就得重新评估“理性维权”的策略。


(责编:曜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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