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注：参见《工代访谈录之二》（广州某厂被拘工代之一，普工，男，广东人）。来自“工人访谈员”微信公众号「grft521」】
一场工斗的寸铁感想
玄陵
根据“工人访谈员”文章第二期整理而成。
“2010年广州某厂，工人在工人服务机构的协助下追讨社保，过程中将工厂人事部经理围堵在办公区并发生冲突，后两名工人代表被拘留20余天，社保问题得以解决。2014年，被拘留的其中一名工人代表接受了我们的访谈。”
斗争背景
20多年来，中国经济的发展一直是出口导向型的，因此对世界市场的一来比较大，而2008年蔓延全球的经济危机直接使得中国的很多工厂受到影响，订单减少的情况下，老板下决心要工人承担危机成本。而之前虽然时有维权斗争但都零碎分散的无产群体也开始逐家团结起来。比如这里：
“金融风暴，环境不好，订单减少了，老板炒掉了一些工人，这些工人就找到了B机构，在B机构的支持下打了一些追讨赔偿的官司，在这个过程中知道，以前我们都没有买社保，他们就把这个情况跟还在厂里面的工友说，就觉得老板现在炒人了，工作岗位也许保不住了，不如趁早让老板多赔一点吧。”
意识到自己被老板欺骗了，寻找外力的帮助，由于中国的任何工人自我组织都被禁止，而寻求B机构（劳工NGO）的帮助就成了刚开始进行维权的工人首要选项。
那为什么斗争的立足点是追缴社保呢？社会保障是工人再生产的一部分，当工人丧失了劳动能力、失去工作或者年老体迈的情况下，需要由资产阶级国家发放一定数额的生存基金（按照政治经济学的定义，也属于有产阶级对工人劳动力购买的一部分），不至于沦为赤贫状态。而在2014年东莞裕元罢工前，资本家通过少缴纳社保基金甚至不帮工人交社保，以从工人身上榨取更多剩余价值，造成了劳动力的进一步贬值。
斗争过程
“那天就在我们部门先发起的，我们要求买社保，然后工厂也收了我们的签名，联名信。厂方也知道这是不可以避免的，劳动法也出台了，有关法律他们也是蛮了解的，所以我们给了之后过了几天的时间，工厂就给了一个回复，不只是我们这个部门买，全厂全部人都买了，我们一个部门的力量带动了整个厂。”
这里我们看到是工人的集体行动抱团才迫使资方作出让步，而这种让步可能是靠一个部门为先导。也就是说几个积极的工人，带动了其他工人。所以，访谈的工友说：“我们一个部门的力量带动了整个厂”。是的，资本主义生产环节常常是牵一发动全身，一个部门罢工整个厂就瘫痪，一个部门工人越坚决维护本群体利益，其他工人也会受益。
老板在这里先输一阵情况下站稳脚跟，把政府拿出来当挡箭牌，而政府就踢皮球，直到广州一个区级政法委书记要求“要求在那一年的12月份把我们所要补缴的钱交到工厂”，而老板则继续拖延时间，中国工人斗争目前呈现出持续时间短的特点，主要是工人想快速解决这些劳资纠纷，各级部门拖，老板也拖，工人耗不起，一、两个月不发工资，就难以养家糊口。这样的消耗战，容易让工人群体有动摇，毕竟政府和老板掌握更多资源，他们更容易团结在一起。而刚起来维护自己权益的奴隶则小心谨慎，继续前行。
“之前深圳也有一些工厂发生了维权事件，工人在厂里闹，打横幅，做广播都没事。我们也参考了一些深圳的经验，要不要去跟老板闹一下。那时候做围困行动的前两天，我们也在厂里面召开了会议，有三个选择，到区政府再次上访，去市政府上访，还有到公司。我们就权衡之下，认为妥当一点就是在公司里面，大家也就同意了。”
工运最早阶段的学习就是这类模仿，不同工人群体的无产者在罢工的学校里互相学习。之前，在其他工业城市，比如大连、上海，也有一个厂工人罢工要求涨工资或者要赔偿补偿的案例被周围其他工人效仿的经验，而深圳作为中国最大的工业城市，更是在这些日常的维权罢工中形成了一种无产群体的抗争文化。
“Q：为什么安排女工在前面呢？或者说你怎么发挥男工和女工的作用呢？
A：要利用他们性格上的东西，男的通常出现一些领导型的人物，想得比较全，大局观好一点的人，哪怕是在谈判方面的表述能力，都是男的好一点的。但女的认定了，就不管你什么大道理，如果到了一个突破点，女的就我不管你，反正我躺在这里也敢。男的不一定敢做，太理性了。女的就有一些不理性化，什么都敢。”
这个很有意思，利用父权制社会的差异构建标签作为工斗掩护，大抵是考虑到大男子主义的强力机器镇压者会对女工稍微客气点。而在很多南方的斗争中，细心、愿意做琐事、有担当精神的女工更是在很多罢工中都很积极。
斗争结果和对政府的看法
工人坚持了些时日，政府使强力镇压罢工，将积极的工人关入派出所，其他工人“害怕，散了”，那么，工人代表怎么看待政府的作用呢？这位代表说“政府我感觉也有点无奈，开始以为政府可以做主，它让干什么就可以干什么。后来感觉它还是在寻找某一个平衡的，就是我们也不可以强迫政府要求它做什么，你搞得政府不好下台了就不好办了，他们也跟我们介绍了，刚开始要发展经济当然是投资方为重的，但是现在的情况会有不断的工人运动，他们最近的工作要有一个转向了，可能牵扯到经济发展等很多方面的限制，不像我们工人，反正法律出来了我们就要，他们可能更多的在平衡吧。”这类想法的确带有改良主义的影响和对政府的幻想，但这只是斗争初级阶段的产物，一些左翼也许会认为工人尚未认清国家的阶级本质，我们也无意在这里拔高工人的觉悟，但历史上工人斗争的发展脉络告诉我们，觉醒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工人在罢工的学校里不断的自己实践、摸索，慢慢会意识到政府跟老板是站在一个营垒里的。至于说这个意识只是工联主义意识而非社会主义意识，那笔者认为，阶级意识火花的闪烁难免要经过这一过程，斗争-〉幻想-〉再斗争-〉逐步抛弃幻想-〉形成一股力量去为本群体的权益一搏-〉为工人群体上升为社会管理主体而努力。
访谈里的这位罢工工人代表的经历很有意思。罢工工人们也许暂时更多寄希望于劳工机构、学者以及其他社会上有名望的大哥大姐，对当工人代表有顾虑，但一旦当上代表，则会学着更负责任的态度去履行其他工人对他们的托负。
最后，他总结了争斗过程的核心所在， “A：我们发出声音有多大，就有多大的力量去改变这种平衡，如果我们不发出声音，他们是不会改的。他们肯定是不转向比转向好，但是我们发出了要改的声音，他们有可能吃不消了，会转。就像我们这个事情有可能推动一小部分人，工人发出声音的时候其实也会遇到打击报复的，就看我们的态度怎么样，要我们工人有一些付出。”，也就是他们认识到，只有本群体自身的动员才是力量所在，当工人试图以集体而非个体的力量去跟资本家争夺社会产品的分配权，这就是阶级斗争的力量所在。
谈谈劳工机构的作用
文中的B机构应该是南方某劳工NGO，这些年，伴随着中国产业的发展以及劳资争议的扩张，在一些工业城市开始出现劳工NGO，这些NGO有的给工人提供文化服务，有的则提供职业培训，甚至有些介入维权。而当局对一些劳工NGO特别是帮助工人维权的NGO很警惕。深圳曾经有多家NGO遭到打压。在文中，工人提到NGO活动分子对他们隐瞒一些事情，造成工人不信任。而他在维权中碰到挫折，也被NGO相关工作人员责怪。
坦率地说，类似的NGO确实可以起到外围援助的作用，但并不能代替工人自我组织本身。更重要的是，如果真的要赢得工人的信任，一些事情不能对工人欺骗，比如NGO的一些困难，在适当的时机下，应该告诉工人，只有以真诚的态度去对待维权工友，别人才能真正愿意信任外来援助者。不然别人会觉得机构靠工人建立其基础，但不为工人谋福利。“我们没有底线，反正要把事情做完，该怎么做就怎么做，他们可能有个底线，到了哪个行动我就不能再说了。这些我也理解，但是到了行动成功了，他们就会办个庆功宴，给他们一面锦旗，他们很乐意的。如果我们被抓了，他们也做一些积极营救的动作，他们不管成功或者不成功，都有路可以走。而我们工人只有一个退路，就是把这个事情搞完。”
造成这一困境的主要原因，笔者认为两点：一、依然是外围机构只能起到辅助作用，且辅助有限，在工人斗争的发展中可以帮助进行催化；二、南方多数劳工机构发展的初衷还是劳资和谐，那么这类机构就会有一个矛盾的困境，一来其要反对劳动争议中资方明显侵害工人权益的行为帮助工人争得改良，但同时他们本身又不希望工人闹得太过火。既斗争又妥协是多数改良主义立场（从自由派到社民派）NGO的一个特点，而现阶段中国工人斗争的现状，也使得工人会接受这些立足于改良主义实践的机构来作为自己争斗中依靠的对象。至于未来的出路在哪里，此处不多作展开了。
2015年2月20日写毕
2015年3月2日 改定
（责编：曜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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