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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3月11日星期五

王江松劳工界呼吁书引发左右激烈批评(2015-5-5)

王江松劳工界呼吁书引发左右激烈批评

【工评社2015年5月5日聚焦】去年底以来至今,大型工厂关停倒闭引发劳工抗议的事件越来越多,一些人开始深深忧虑“我国市场经济的长期、稳定、健康的发展”,在此情况下,学者王江松起草了一份以“劳工界”名义的长篇向企业与政府谏言的呼吁书,征集了全国十多个劳工机构和一百多位律师学者NGO职员及工友的签名。值得注意的是,这份呼吁书及作者后续有关讲话引发了来自左翼阵营的激烈批评,甚至还遭到了来自右翼资本家阵营的激烈反对。工评社亦有自己的看法。我们认为这份打着劳工界旗号的呼吁书其实更是操心资本家和统治者利益的不切实际的喊话,广大工人同胞没有义务也没有可能为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操心,工人阶级更应站在工人立场专注于维权斗争和自我组织,通过劳工实践落实劳工三权。劳资调和的改良主义主张遭遇左右夹击,却也反映了当前形势下阶级矛盾越发尖锐、调和努力越发软弱乏力。

王江松起草的这份呼吁书全名“劳工界就制造业衰退过程中劳工权益问题告政府、企业和社会书”(以下简称“王江松劳工界呼吁书”),今年3月31日首发在“劳工互助网”博客。全文有三个部分:对去年底以来制造业衰退和劳资冲突情况的简介,搬迁关厂过程中劳工维权的法律依据,对企业和政府的若干提议。其中,全文一半以上篇幅集中于对企业和政府的提议,显然是全文的重心。

根据王江松劳工界呼吁书自己的表述,这些提议可概括为四条:
1、转变发展理念和增长模式,形成以人为本的、可持续的发展思路,普遍实现和保障劳工权益;
2、实施“劳工新政”,求得亿万劳工的谅解和支持,提出了偿还历史欠账、生活工资、用国企利润支持社保、严控房地产及低保和职业教育创业支持等一系列具体措施。
3、保障劳工三权(团结组织权、集体谈判权和罢工权),为此修改工会法,并进一步明确立法保护工人的集体争议权和产业行动权;
4、建立工业市场经济调处劳资冲突的集体谈判制度和劳资政三方机制,并借鉴欧美经验在劳资政之上建立国家劳资关系委员会,专门推动劳动立法和制定相关政策、仲裁重大劳资纠纷(呼吁书第5条强调“使劳资关系治理走上法治的轨道”,实则是论证第4条尤其是集体谈判制度的“巨大的经济、社会和政治效益”)。

这份呼吁书引发的第一个有系统的回应是红色中国网编辑、美国犹他大学经济系副教授李民骐,他在4月5日文章《当工人运动高潮来临时,“劳工界”何去何从?》中认真回应了王教授上述呼吁书。李民骐肯定性地引用了劳工界呼吁书对当前中国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尖锐化、市场改革对国企工人和农民工的掠夺、中国经济的变化和恶化对劳工权益的影响、社会危机可能等论述,结合当今世界资本主义现状,针对“王先生十分诚挚的、发自内心的向‘政府’和‘企业’提出自己的谏言”,提出了“既实现‘劳工新政’,又保障中外资本家的利润率”的核心悖论。李民骐向王教授发出一系列诘问,认为这是不可能调和的,我们迟早要面临“‘劳工新政’与资本利润二者必居其一的时候”。李民骐认为出路只能是剥夺剥夺者,用生产资料公有制代替私有制,限制及缩小以追逐利润率为目标的资本主义经济,直到建立以人而不是以物为发展目的、以劳动而不是以资本为基础的新社会。

不过,李民骐在表达上述鲜明看法的同时,还十分客气地认为王江松倡导的“劳工新政”多数出于良好愿望、不乏积极因素,其中有四条是“中国的马列主义者大体上可以赞成并且可以在一定时期内加以推动的”“中国工人运动过渡性的政治与经济要求”,分别是:
(1)补偿对农民工和国企下岗工人的社保、公积金历史欠账,特别要解决上千万伤病工人的医疗养老问题;
(2)保障所有工人有尊严生活的“生存工资”,在此基础上实现八小时工作制和法定休息权;
(3)法律保障劳工三权(团结组织权、集体谈判权以及罢工权);
(4)在民主的和工人阶级代表广泛参与基础上,建立不受资产阶级影响的劳动关系监督及调节委员会,依法保障劳动法规贯彻实施,乃至可对违法老板罚款、没收部分或全部财产、拘留传讯等。

有趣的是,王江松博客全文转载了李民骐的文章,冠名以“一个留美马克思主义者对劳工界告政府、企业和社会书的评论”,但却未能做出回应。

李民骐这些看法在劳工界左翼中受到欢迎,但针对王江松呼吁书也有少数更为激烈的批评。工运民间人士“阿芬”4月3日在新青年论坛发布了对话形式的“小议”,其中尖锐地指出,王江松劳工界呼吁书的作用“是为‘民间’资本家的利益而呼吁的”,因为“它预先要我们认同一个前提:政府给资本家的负担太重,税太高,等等。也就是说,别再让老板给工人出血了。要出血,就统统由政府、国企(+反腐所得)来出”,还因为呼吁书提出的严控房地产和降低赋税开放融资渠道等,其实都是在为“资本”说话。

“阿芬”认为,王江松劳工界呼吁书基本上就3个部分:资本家媒体几年来精心炮制的舆论、作者自己的“社会民主主义理论”、为了吸引工人而开出来的一堆空头支票。呼吁书中很多“分析”都是根本错误的。他认为,2009年吉林通钢工人打死陈国君总经理事件成了资本家舆论的转折点,在此之前主流舆论是不停鼓吹私有化,而在此之后资本家舆论更倾向把社保、教育等社会负担让国企来承担,而“媒体、学者们只要负责同情工人、同情弱势群体,替政府填一张张支票就行了”。至于说到社民主义理论,“阿芬”认为,“这帮人以为有了宪政民主,工人就有盼头了,甚至以为‘福利’自动来了”,根据呼吁书自己的说法,是二战时期和战后才有了“劳工新政”,是工人投身激烈的阶级斗争、国家插手调节后,矛盾才缓和下来。这说明在政府搞调控、改良之前,尽管有了宪政民主,“底层劳动者”还是深陷“绝望和愤慨”。而最大问题在于,必须要让资本有让它满意的利润率,否则它哪会去理什么“普通人民生活需要”。

“阿芬”还认为,在学者起草的“劳工界呼吁”这类事情上,工人仍然只是充当啦啦队而已。“如果真有工人认真思考、推敲(以至质疑)呼吁书的内容,那比签1000个名都来得宝贵”。

王江松劳工界呼吁书毕竟是首先向企业和政府喊话的,作者不久后特意在一个多为资本家人士和知识分子的微信群里做了一个同主题讲座并自行整理出长篇演讲纪要。十分有趣的是,讲座引发了来自资本家群体的激烈谩骂,而作者王江松“很失望”,这位社会民主主义者甚至如此愤愤然:“如果有一天无产阶级专政果然又来了,他们和贪官污吏一起被吊上电线杆,那是一点也不奇怪的”——他在4月下旬的一篇文章中是这样提到的:

「然而,当下中国绝大多数企业界和知识界人士,看不到劳工运动的这一历史的和现实的发展趋势,对工人维护和争取自己的基本人权和劳动权益的行动普遍表示深深的冷漠和疑惧。我在一个微信群里做了一个“制造业衰退过程中的劳工权益”的讲座后,引发群里长达五六个小时的激烈争论,一些企业界人士对民工胡常根极尽辱骂之能事。我后来评论了这样几句话:看了全部讨论发言,某些企业界或山寨自由派人士很令人失望。他们满嘴污言秽语,比民工胡常根的辩论风度差得太远了。我也做过十年企业,当过小资本家,没有丝毫他们那种快要爆棚的优越感。他们有几个钱,以为自己高人一等了,口口声声别人是流氓无产者。其实大抵不过是与权力苟且交欢而已,至少从来不敢去争取企业公民的权利,只会去主动或被动贿赂官员,只会去压迫更弱的劳工。他们近视得很,自己占有较多经济和社会资源,却不知道如何为劳资双方联合起来推倒专制权力做一点贡献。这种人,如果有一天无产阶级专政果然又来了,他们和贪官污吏一起被吊上电线杆,那是一点也不奇怪的。」

4月23日红色中国网直接以《“如果无产阶级专政来了,企业家和山寨自由派人士将和贪官污吏一起吊上电线杆”》为题,转载了王江松上述这段话及讲座纪要。这篇文章引起了部分毛派网友的热议。

红中网编辑“远航一号”(即李民骐)回应说:「很有意思,王先生能够否定“原教旨自由主义”,这是进步,是他敏锐的地方。他不能、不敢否定“社会民主主义”,看不到“社会民主主义”在世界上几乎是与“共产主义”同时失败的,那是因为“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但是看来王先生在庐山中也不会耽搁太久了。

「所有关心中国阶级斗争现状以及在中国资本主义条件下,改良为什么必然失败,中国工人斗争为什么必然走向革命的人都可以来读一读王先生的这篇改良主义范文。我们批判改良主义,不要流于将人家定性为改良、不革命,似乎自己就正确了,要分析,分析改良主义产生的物质基础和历史条件,以及改良必然失败的物质基础和历史条件,这才是毛主席的工作方法。」

另一位红中网编辑、转发这篇文章的“燧鸣”回应道:「王江松与王希哲的变化不是偶然现象,而是30年新自由主义高歌猛进,与资本对社会摧枯拉朽般摧毁后,必然出现的“反动”。当然他们陷于环境、背景和现实条件,认识目前仅止于此。社会主义还是野蛮主义,这是资本主义危机与大冲撞下的核心命题。社民主义的改良无意也无以突破现行框架,危机将证明其毫无出路,过去三十年欧洲社民政党的背叛与福利国家制度的凋零命运说明这一点。

「“无视社会公平、无视底层十几亿人(包括农民工,农民工就有二亿七千万,再加上其他的工人,加起来有三点五亿左右,再加上他们的家属,总人数应该在七八个、八九个亿呢,占中国人口百分之七十以上)的人权和公民权利,我问你们:你们自由主义怎么保障他们,反过来讲,你们自由主义不能保障他们的话,他们凭什么要跟你们走。这个问题是自由主义没有回答、有意无意一直回避的问题。” 」

红中网网友“sxm”:「很有趣的文章。后半部分(以改良克制革命)他显然是真诚的,但前半则可说是狡辩或者欺骗。例如,“因为劳动者的收入提高了,购买力就提高了,内需就增强了,就给经济的发展注入一种强大的、内在的发展动力。此外,由于劳动标准的提高,通过集体谈判提高了劳动成本,就使得产业本身会发生一种向好的方向的结构调整”,明显在讲“帮助劳工社会也受益”,但他却说是“劳资双赢”,难道资方不是作为社会的一部分与劳方对立,而是等同于整个社会吗?社会受益与资方受益显然是两码事。过去某些文人不就是鼓吹“经济发展社会受益因而劳工也能从中受益”吗,现在怎么这招不灵了?我是真希望他能把资本家们忽悠住,改良能够成功;不过我认为我们的对手——资方——是很聪明的,绝不会不明白我说的这些,也绝不会被他们骗到。后面用革命的可能性来威胁资本家,令它们妥协让出部分利益,这倒是有价值的。我相信改良在理论上是有可能短期成功的,通过降低剥削、减缓资本积累增殖和贫富分化来延缓资本主义的寿命;但只要剥削存在,资本还在增殖,总有一天要产能过剩的。……」

其实早在王江松的呼吁书3月29日刚刚发布有关微信群时,工评社的协作者秋火就指出过整篇呼吁书“基本是幻想,而且太软弱”,略做过点评并与作者王江松有过只言片语的微信群对话。近日,本社就这篇劳工界呼吁书、有关演讲及争议专访了秋火,请他耐下性子来认真回应这个话题。

秋火认为,劳工三权是工人和左翼都普遍支持的诉求,“劳工新政”的大部分内容也对工人有利,但是王江松的劳工界呼吁书期待在保障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框架之下,实现劳工三权乃至更为庞大的一系列“劳工新政”,可以说是彻头彻尾不切实际的空想,而着重希望资本家和政府能够理智地接受建议更是不可能。因为从根本上来说,资本主义这种生产方式必须维持利润率、保证利润的增长才能继续运行,否则就出现危机使整个经济难以为继,国家从来都不是随心所欲调控而必须遵从资本追求利润的铁律。资本主义经济从来都不是以人为本、满足人民需要为指针,即使确实有为消费者服务、把顾客当成上帝、满足客户需求这些做法,它们也必须服从利润率才能实现,如果有违背(实际上常常违背)人民需要,资本会毫不犹豫选择维护利润,以保证自己正常周转下去。希望资本主义转变发展方向只是一种毫无可能的一厢情愿。

尽管世界产业资本在历史上经过多次扩张、转移,但还是在1970年代出现了持续至今的利润率停滞和下行的危机趋势,2007-08年以来的世界资本主义危机是这一利润率危机的延续和深化,也是一个世纪以来资本主义最深重的危机,直到现在也没有出现根本性的扭转,反倒是被认为世界经济奇迹的中国近年开始也出现了经济下行的危机。资本主义危机的一个关键表现就是生产领域的利润率下滑,原因在于相对于劳动大众普遍低下的购买力,出现了相对的生产/产能过剩。这就是为什么有左翼批评说,王江松呼吁书开出的诸如刺激创业投资,多半只会加剧产能过剩。这也是为什么制造业出现衰退、资本要么转向其他行业要么转移海外的原因。

秋火认为,2012十八大以来新一届政权的政治经济社会战略的右翼倾向、保守化倾向,在2013年秋天(18届3中全会)以后变得更为显著和明确,这显然是在深刻的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下统治阶级的必然选择,根本不可能靠劳工改良愿望的一纸建议就能改变。恰恰就是在18届3中全会不久前,广州12名维权工人代表和深圳罢工工人吴贵军先后被刑事拘留,而这场宣告伪共政权全面拥抱大资本、受到国内外大资本一致高度好评的盛会不久后,紧接着就把仅仅在厂区内和平集结的东莞诺基亚工人踩到警察脚底,引发数千工人大罢工抗议。从那时至今,特警和防暴警察频频出动压制一切自发的工人维权、哪怕只是在工厂内部集结的工人维权,对劳工维权机构和人士的骚扰也更加频繁,甚至就在两周前,广州的医院维权工人代表孟晗等人二审维持有罪判决,这是1949年以来第一起因为工人集体维权、经过两审仍被判有罪的案例。

秋火认为,如果说王江松劳工界呼吁书的整个根本框架(调和资本主义危机下的市场经济和劳工改良的冲突)是空想,那么深入研究其劳资关系解决思路其实还可以分为两大部分:工人的物质利益需求与手段需求。(秋火认为工人阶级的所有主要需求都可以大致分为物质利益的需求与抗争手段的需求)

其一,劳工新政的大部分内容(偿还对国企下岗工人和农民工的历史欠账、八小时工作制和生活工资、失业低保和职业教育、叫停延退和保障社保等)都属于工人的物质利益需求。正如李民骐所说可以列入工人运动的过渡性的经济要求。但这些政策的落实是以追逐利润为目的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无法承受的。这些劳工新政要么通过工人起来革命,没收资本家的经济活动资料、建立计划经济来实现,要么是在革命群众运动的威胁下,由资本家对外发动战争获得经济重新激活这种骇人听闻的方式来实现。王江松劳工界呼吁书提到的“二战时期的英国和美国,二战以后的德国和日本”之所以能实现较大幅度改良的劳工新政,都与战争重振经济、革命威胁(包括工人阶级国家苏联的威胁)有直接关系。

让资本去满足人民需要则是空想,理由如前所述。设立国家级的劳资关系委员会同样是一种空想,即使设立也会沦为空架子、甚至沦为资政联手压迫工人的遮羞布,因为现在工人并没有全国性的强大力量来保障这种组织,而工人如果有了这种力量那就更不需要这种劳什子了,直接让工人来民主管理企业好了。这两项都不属于工人的利益需求。

其二,劳工三权(工人组织权、罢工权和集体谈判权)以及强调集体谈判,都属于劳工对抗争手段的需求。秋火早已从革命左翼角度撰文指出过,这些要求作为中国工人运动的过渡要求的价值。(两年前秋火对李民骐这方面的错误看法做过公开批评,李民骐对王江松的回应文章说明他接受了秋火对劳工三权的看法。)

需特别注意的是,王江松着重强调的集体谈判制度,近几年主要在广东已经形成了初步的实践和组织。从小范围来看,集体谈判在中小企业的规模是可以成功的,但是如果实行于大型企业,则有“要么进一步损害资本利益、要么退而遏制工人力量”的两难处境的危险(例如参见广州利得鞋厂2700多工人集体维权的最新案例,其实一度是很险的)。如果放手大范围推广集体谈判实践,对工人来说,肯定是一件好事,但对于企业界和政府来说就很有风险了,市场经济框架恐怕很难承载,王江松对企业界的一大堆劝戒和警告可以说都是无用的。那部分极力奉行调和路线的“劳工界”——以王江松劳工界呼吁书为代表的那些劳工组织和劳工人士,在这种进退维谷中必然是尴尬的。

秋火指出,早在3月29日王江松劳工界呼吁书刚刚在有关微信群发布时,他就提出了尖锐批评,王江松当即辩解说“重点在要求落实劳工三权,声张劳工集体权利诉求,表达行动决心,其他不是重点,可以删除。它改不改良是它的事情,我们只需要向它坚定地表明自己的立场、要求和现实目标。”如果王江松确实是这样想的,我们当然也就没那么多异议了。但王江松劳工界呼吁书明明是用很大篇幅为其改良主义理论辩解、苦口婆心劝谏资本家及其政府,即使后来整出了一个面向劳工界征求签名的简洁版本,但还是特意为争取企业界做了长篇大论的演讲、辩论,这样看来王江松之前在微信群的辩解以及弄出一个面向劳工界的简洁版本,不过是为其真诚的改良主义路线的策略性的虚掩。主张劳工三权没有人会反对(除了工运门外汉),但是劳工三权葫芦里卖的劳资妥协改良主义药方,才是引发左右批评夹击的原因。

我们同样支持劳工三权(罢工权、团结组织权和集体谈判权),但与王江松等改良主义的知识分子不同,我们主张从工人立场支持劳工三权,而不是想要同时跪求讨好资本家和政府。我们把劳工三权看做动员发展工人力量、走向工人当家做主的历史目标的过渡性要求的一部分(连同其他必要的民主权利和其他重要劳工诉求),而反对把劳工三权或集体谈判制度当做巩固市场经济和谐稳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我们还认为,如果把工人的劳工三权委曲为同时讨好劳资双方,还会在重大的劳资冲突中让工人自己绑住自己手脚,约束进一步的斗争和工人利益最大化,这一点在近几年的实践中已初有显露。随着工运实践不可避免的日益增多,不温不火的劳资妥协路线还会遭到更多的质疑,而不仅仅会受到来自资本家群体的打压,左右夹击之下它是没有前途的,也是必然要被工人视为异己的。只有牢牢立足工人立场、着重工人团结行动,劳工三权和集体谈判实践才会得到充分的力量和尊严,才能成为工人阶级自己的武器。


(责编:曜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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