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检思劳工活动者彭家勇4·2遭遇暴恐案（2015-5-13）

劳工活动者彭家勇4·2遭遇暴恐案：
天朝当局首次用群体暴恐手段镇压工运
劳工界应严肃反思和改进工运斗争策略

【工评社2015年5月13日简报】今年3—4月广东中山翠亨制包厂170名工人集体维权，当地政府一再使用暴力打压工人，乃至在4月2～3日发生了一起针对协助制包厂工人的劳工活动家彭家勇的暴力恐怖袭击事件。与以往对劳工活动打压很不同的是，这次打击采取了三、四十个黑帮分子绑架、数名蒙面暴徒殴打、虐待、抛掷荒野的恐怖手段，紧接着4月3日晚上彭家勇与其他几名劳工人士同行时又遭被不明身份流氓砸砖头的袭击，有人负伤。http://t.cn/RAD62tI

工评社认为，这次针对劳工活动者的暴力恐怖袭击事件，就事件本身来看与广东中山警方的行为紧密相关，警方及有关安全部门都要为此负上首要责任。而这种群体暴恐攻击工人运动的骇人听闻的暴行，是对至今还公然挂着共产主义招牌、把工人阶级奉为领导阶级的天朝党国当局的最无情掌掴。

作为一个极端亲资本的专制政权，天朝当局越来越频繁出动各类警察、特警、武警、防暴警察情况下，却仍然遏制不了上升势头的工农运动，尤其是有组织的劳工维权。另一方面，在许多底层贫民和绝望小资中，一直存在着反社会、无差别杀伤平民的泄愤暴恐倾向，尤其西部边疆地区的暴恐势力最为明显。这种情况下，专制当局就有可能利用它一直压制的极端主义暴恐势力（只要有求于当局的势力，当局都可能利用之），去打击它难以有效遏制的民众力量。

在4·2彭家勇遭遇暴恐事件中，有关当局采取几十个暴徒绑架、公开与警察勾结、七八名蒙面暴徒殴打、虐待、将受害人抛掷荒野的方式，目的显然不只是要给劳工活动者造成重伤，更是要用群体恐怖的手段阻吓工运，这是典型的暴力恐怖主义手法。特别恶劣的是，在彭家勇遭遇暴恐打击的全过程，都与广东中山警方密切有关，例如彭家勇指出，蒙面暴徒中至少有两人就是在警方派出所里出现的警官（据给彭家勇做笔录的警察所指）。

实际上，天朝当局在使用群体暴力手段打击民众运动方面已经开了先例：去年10月香港雨伞运动，就有使用了群体暴力手段打击民众运动——香港的爱字头团体正是以退伍警员、社会人士为主要成分，参考各国的准法西斯团体建立起来的。在10月初大批民众聚集街头时，爱字头法西斯势力曾经公开发文鼓吹“支持警方开枪镇压学生、必要时要求解放军出动”。现在天朝当局把对雨伞运动的招数如法炮制到劳工运动上，把枪口对准了前线劳工活动者。这是一个很可怕的信号。

但是，仍处于初级阶段的劳工界却并没有被这种暴力恐怖主义攻击吓倒。4·2彭家勇遭遇暴恐事件发生后，劳工界发出了600多人的联名声援，组织了募捐（征集到2万多元，其中支付了彭家勇住院费用1万3千多元，其余做劳工团结基金），也在微博上打出了举牌抗议的照片，还设法诉诸于舆论的曝光、揭露。

这些做法绝对是非常有必要也很有意义的，但我们认为还不够。我们认为，面对暴力高压，最需要对劳工维权运动的战略来一个严肃的全盘反思，据此调整战术、策略。

我们认为，至少有两点是非常需要反思的。

第一，应当反思“非暴力不合作”的消极思路，采取积极防御应对的思路。在彭家勇本人前几天写的工运经验总结文章里，他仍然坚定地推崇“以平和理性、有理有节、不卑不亢、据理力争、非暴力不合作的集体行动推动集体谈判”。这让人叹息：面对暴力打压，喊再多“非暴力不合作”又有什么用呢？甚至已经威胁到生命时，“非暴力不合作”的说法更像是在示弱，让人感觉好像是“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但这能“吓退”暴力打压吗？

在劳工维权中，一味地强调“非暴力不合作”其实是矛盾的。因为劳工维权与生产领域之外的一切公民行动是很不同的，前者过程中工人会用到集体停工的方式维权，这种方式之所以有力量就是因为它能阻断瘫痪企业的生产运作，给资本家带来实实在在的物质利益损失。这本身就已经是在强制、损伤资本的利益。在组织水平更高的罢工里，还有纠察队、拉纠察线，可以强行制止擅自复工的工人或其他外来的顶替者（工贼）。如果一味迷信“非暴力”，这些强制都不该发生，包括罢工都是不应该的，因为罢工行为强制阻断了企业生产运作，实质上就是让资本家出血、掉肉。

这样分析来看，工人罢工本身就可以说已经包含一定程度的暴力或者说是带有损害能力的强制行为，这种暴力或强制是客观存在的。当然罢工工人很多时候都是平和理性的，因为工人力量不足以同时对抗资政双方，所以平和理性是可以理解，但如果以为平和理性就能换来尊重和理解，那就是幻想了。殊不知从一开始罢工，工人集体行动客观上就有了强制、损伤资本家利益的作用了。

我们主张转变“非暴力不合作”的消极思路，并不是说就要非此即彼、反其道行之而鼓吹暴力，而是要对暴力打压做积极防御的应对。例如至少得有些防身术训练、集体结伴而行，等等。如果连积极防御的思路都没有，事事都以“非暴力不合作”为最高准则，那么自然一切具体措施也会觉得难以实行。可是我们总不能坐等被打死，总得有些办法，人是活的，斗争策略是应该变通的。

第二，不应幻想能与当局合作，应当更多警惕当局。这恐怕是彭家勇遭遇暴恐事件最直接的教训了：几十名暴徒把彭家勇绑架后送到的地方就是中山警方的一个派出所，又遭到自称警察的人的虐待和长时间审讯，后来又是在刚刚离开派出所、按照派出所教导员指引的方向走了几十米的时候，就被七八个蒙面暴徒袭击和虐待，乃至彭家勇本人发现至少两名蒙面暴徒就是派出所的警官。毫无疑问，警黑勾结才干出了这样的暴行，或者说警方直接效仿黑帮手法。

事到如今，我们不得不公开指出，主流劳工界存在着向当局妥协、合作的很大幻想，而这种幻想已经开始被残酷无情的粉碎了。还在今年3月初时，主流劳工界的领军人物段毅律师还在劳工NGO转型和策略讨论会上提出，「工人的“维权”和“维稳”其实并不冲突，是事情的两面，目标其实是一致的」，认为看似越不可能合作的劳政双方，“可能反倒越有可能合作”。空前残酷的暴力打压现实，却让最前线的劳工活动者承担了流血牺牲的代价：在当时与中山翠亨制包厂工人维权有关联的活动分子们，都遭到了来自警方、当局的暴力打压或是严重威胁。无论遭遇流血牺牲的劳工活动者在主观上如何善意地相信自己身边的老师们朋友们，但在客观上，我们不得不指出正是这种对待当局的策略的错误，对于这种出乎意料的挫折和牺牲，起到了一定作用。

劳工界当然应该继续表达面对暴力毫不畏惧的立场，决不因为这些暴恐打击就退缩，但也应当善于认清时局的恶化、勇于转变对待当局的策略，悬崖勒马，采取警惕、防备的态度，同样需要积极防御的应对。例如，与当局、GA人员打交道时，一定要拉开距离、至少决不能把当局当成“合作者”，也就是不能认敌为友，特别注意防备和及时取证。

4·2彭家勇遭遇暴恐案已经过去一个多月，彭家勇本人早就报警要求破案，但至今未破案——人人都想得到，警方自己一手导演的丑行，又怎么可能自己捅破自己、自己惩罚自己？现在工人阶级确实没有足够强大的力量去追究清算有关当局的罪恶（当然总有那一天的），但是我们要走的路还很长，我们现在可以做到的是丢掉幻想和反思错误，加强劳工界自身团结和转变斗争策略（例如更加警觉、积极防御，至少不要认敌为友等）。现在来看，劳工界要认识到这种转变或许还很不容易，但这是关系到前线劳工活动者安危的策略问题，值得、欢迎所有劳工界同仁思考和探讨。


（责编：曜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