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可：2013年中国工人斗争剪影（2014-4-30工评社首发）

2013年中国工人斗争剪影

季可


　　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中国沿海出口导向工业所依赖的欧美市场或振荡或衰退，订单减少或有时候有活干有时候没活干，大批被逼到角落里的工友开始被动防御。与此同时，新的政府也看到了中国经济的畸形状态，大量热钱流入房地产，导致了经济发展的巨大泡沫，信贷收紧已然成了既定的国策，这一政策进一步造成了中小企业资金链的断裂，一些产能过剩的行业——如光伏企业，大量关厂。而上层也主动进行产业调整，希望将一些低利润的企业向经济发展较落后、用工成本较低的内陆转移，并给予老板一部分资金一部分政策上的支持。伴随着这样的政经形势，13年的中国工人斗争，主要以反对搬厂、迁厂、关厂、裁员、欠薪为主，工人斗争的向上发展碰上了资本主义发展的放慢，关心工人群体命运的朋友都应该尝试去认真了解在去年一年里中国工人阶级是如何投身到集体行动中去的。

　　本文尝试还原、描述2013年中国工人群体经历的大大小小的争斗过程与得失，也希望更多人能关注打工群体的维权行动。



反对苛刻厂规与裁员：上海神明电机厂工人抗争

　　神明电机厂成立于1988年，是上海闵行比较早的一家中日合资企业，2010年9月，30%的中方股份（飞乐公司）转移到日资手上，为独资企业。变为独资企业后，工人人数从2500人降低到1500人，之后，逐步引入新的严格的规章制度甚至限制大小便时间，工人对此怨声载道。原来的老板木南诚一将公司卖给一个大连公司——大连鹏成集团下属的大连明进金属制造有限公司，但公司的管理层的日本人依然在任。上海神明电机公司大部分员工工龄基本都在10-20年，为了不想赔买断工龄钱，好让员工自动离职，故资方颁布了49条霸王新厂规，想变相裁人。工人面对可能到来的侵权，主动出击，提出按照国家标准进行补偿以及提高工资、废除苛刻厂规等要求，在遭到资方拒绝后，2013年1月17日，工人“软禁”了厂内高管，工人希望能坚持17天，上海政府观望了两天之后，于1月19日晚间，救出了“高管人质”。第二天，20日（周一）全厂罢工。上海是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窗口，有产政府对于工人抗争的苗头很敏感，维稳部门找到了积极的工人特别是上海本地的工人的家人，要求他们“遵纪守法”。一组铁拳之后，当局严令工人“理性维权”，在政府搭建的平台下进行谈判，且扬言惩处煽动的工人，并勒令1月23日全体复工。工人群体先是后撤了一步，以“打卡罢工”的策略继续坚持，而官方和资方则继续“大棒”威吓，一方面本地上海工人的家人们追求“稳字当头”，外省籍的工人平日里跟上海工人也不是关系很密切，且工龄较短，临近春节的情况下，并不愿过多纠缠。缠斗到1月29日，罢工者宣布复工，并选出9名工人代表进行谈判，但谈判中间工人代表被要求学习法律文件，罢工的结果是资方及政府只愿意废除苛刻的厂规，愿意13年年底走的赔一年半个月的工资，加400元工资。但加工资之后，下次当地调整最低工资标准工人的工资不会上涨。致力于改良资本主义统治的中国劳动关系所所长——常凯教授试图介入此事，常教授曾积极主张“罢工立法”，同时也建议国家明确有关法律打击“野猫罢工”，但上海市政府一向对于工界改良机构芥蒂颇多。常教授一片好心，未必有回应。

　　2012年年底，正是中日关系降至冰点的时期，部分工人和关注工人群体的朋友以为可以以“爱国罢工”的名义掩护争斗，但在涉及关键的生产的要害部位，资产阶级决不允许任何动摇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集体行动的苗头。罢工发生在上海闵行开发区，当地老板的商会在工潮中对事件表示了严重的关切，政府部门对老板的诉求的满足也很配合，但工人群体在类似的自发抗议中，却没有自己赖以周旋的平台。


主动出击：北京德尔福发动机公司派遣工罢工

　　2013年春节前夕（2月5日），北京德尔福万源发动机管理系统有限公司300多名派遣工发动罢工，一些工人工作十年依然是劳务派遣工，而国家规定，劳务派遣工只能用于短期临时的职位。而且，由于同工不同酬，劳务派遣工的待遇明显劣于正式工。在商业保险上，公司给正式员工买的一些商业保险，但劳务派遣员工没有。但罢工的导火索是不让派遣工工友参加“年会”，工人的自尊心受到了伤害，因而诉诸工潮。不过老板走卒很傲慢地说十年派遣合同“这并不算违法”。

　　老板本来想拖，但因为生产发动机，作为汽车产业链中最核心的部位，虽然利润率极高，但德尔福作为市场上的龙头老大，他的停产将影响其他汽车整车企业，其他客户急需供货，逼得部分工程师到流水线上当起了操作工。罢工毫无疑问起到了美国赤色工运活动家福斯特所提到的“奇袭”效果，罢工者有如一支特种部队，有效地攻击了产业的核心地位，且正碰上上层修改《劳动合同法》，新法虽然承认了派遣工制度的地位，但要求加以限制，且明确规定派遣工和正式工同工同酬，公司所在地北京亦庄的政府虽然比较倾向于资方，但也不好明目张胆地干涉劳资纠纷。一般来说，汽车发动机厂的停工几天内就会造成整个行业上百万的损失，资方被劳方扼住了七寸。罢工的第四天，2月7日，公司方面做出让步，同意给每位工人每月加薪500元，同时，对于工龄三年以上的工人，年后可转正，与公司签正式劳动合同。

　　这种主动出击，我们在之后的搬厂斗争中也会看到效果，一旦切断了资本主义生产运行的链条，工人就掌握了日常斗争的主动。


重整工会：欧姆工人的抗争

　　2012年3、4月间，深圳欧姆工厂发生工潮，700工人除了提出涨薪要求外，还提出“改组工会”，在上级工会的指导下，当年5月，制造科科长赵绍波当选为工会主席。之后一年工会碌碌无为，13年2月底，工友以日常工作工会无法反映工人诉求、工会对22名被辞退老员工的困境无动于衷、公司强迫员工更改合同时候工会协助资方配合多多等理由要求罢免赵某。罢免的诉求得到了106名工人的响应，但实际投票中，3名工会委员离职，在职的工会委员以“2票同意，5票反对，1票弃权”否决了罢免提议。

　　“重整工会”的口号不是第一次提，早在2006年间，烟台澳利威女工就试图组织自己的基层工会，工人代表遭到资方开除后，中华全国总工会的官员亲自介入，以“承认五位女工被开除”和“不进行罢工”为交换条件换来了对全总监督下基层选举的民主工会的认可，工人丧失了自我行动的武器，在众多官办工会诸多规章限制下，澳利威工会的作用被遏制、侵蚀，不仅如此，当地劳动局监察大队还配合丹麦老板，积极进攻工会。在资本家及其代理人一波波攻势面前，只剩下工会顾问——张军（工人代表之一刘美珍的丈夫）声嘶力竭的改良呼吁和从前全总老书记——韩西雅“敢于顶住压力同资本敌对势力做斗争”的高度评价。

　　10年5月17日，广东省佛山市的本田汽车零部件制造有限公司变速箱组装科和轮轴科车间工人进行罢工，工人除提出涨工资和生产补贴要求外，还喊出了“重整工会”的口号，由于涉及生产汽车的核心，罢工数日就能造成老板上百万人民币的损失，资方及其代理人一边答应谈判一边暴力打压，之后，在工资提高35%的基础上，答应“改组工会”，但最积极的工人代表已然离职，至今不知道这些工友之后的下落，网络上曾风传安全部门找过几位年轻的组织者，本文不想去猜测强力机构的打压，但这些最有担待的工人一露头，就遭到了重点关注。与此同时，一部分积极的工人也被拉拢，如是年秋天广东省工会组织“基层工会组织帮助协商工资”的研讨会，一位年轻的女工代表被邀请出席。官方原先想让基层工会成为“国家政权重要社会支柱”（时任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席王兆国先生）。结果三年之后（2013年3月18日），因为对工会在和资方协商工资的时候妥协退让不满，佛山本田再度爆发罢工，以至于资产阶级的媒体也对本田工会在现阶段的作用发出了疑问，“南海本田能试验工会直选和工资集体协商已是一种莫大的进步，但谁都不会嫌弃这进步来得更大一点。如果这些‘样本’的程序和制度能在现实中真正化解劳资矛盾，真正保障劳资双方共同的权益，那不是更好吗？”（《南方都市报》2013年3月21日），一些自由派资产阶级的有识之士总是呼吁要学习西方列强，将工会真地整合进统治秩序，营造劳资两利的氛围，孤立工人群体中潜在的较有阶级觉悟的“刺头”，但问题是官方既定的策略是国家政权指导下的“工资协商谈判”，而这个政权所代表的必然是商品经济下占强势地位的资产阶级的利益。所以，工会官员成为官僚机构中较弱势的部门，打压积极的维权工人而不是培养他们成为改良工会的基层骨干，是目前“他们”在工会工作领域的既定事实和方向。

　　那么，工人群体怎么办呢？作为工人，在资本主义下，无论组织工会还是组织罢工，前提是对剥削秩序的默许。工会组织并不能阻止老板占有剩余价值，罢工达成目的也必然要退却，之所以诉诸维权组织进行维权行动，是为了有效地进行防御，改良自己作为奴隶的处境，但如果“重整工会”的口号如果仅仅只是停留在民主选举的层面上，那么在资本主义秩序下，统治阶级也必然能通过繁琐的法律程序和工会章程来限制工人的自我组织。尽管工会是日常维权中基本的组织模式，但如果只是停留在投票的层面上，而非积极地诉诸自我组织，那么工会最终也就成为了一个空壳。只有无产阶级的行动能支撑着日常维权的阶级组织不会沦为上层改良的“政绩工程”，而这一行动的根源在于工友应该认识到，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利益是不可调和的。积极的工人不应该指望有个带头大哥大姐被选为工会主席，就能自动带领他们向老板争取自己的权益。中国工人阶级从午夜走向黎明的道路，还很漫长。


反搬厂斗争（一）：迪威信工人罢工

　　伴随中国资本主义的进一步扩张，在沿海的一线城市（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天津等），搬厂斗争这些年愈来愈频繁。一方面，当局需要在这些城市里发展更多高利润的产业（如软件、生物科技、金融等），主动给予资本家政策上的支持（从搬迁补贴到对资本家在产业转移过程中打压工人权利的默许）；另外一方面，每年沿海最低工资标准的调整，面向的国际出口市场的不景气，人民币汇率的走高，也迫使老板采取搬厂，来延缓自己利润率的下降。老板赚得满钵的时候，尚且对工人的改良诉求嗤之以鼻，而在自身产业调整的时候，更是下定决心要让无产者承担困苦。

　　迪威信厂是生产家庭用品的港商，2013年年初酝酿从广东省深圳市搬往惠州，2013年4月两次向惠州方向搬运机器，5月7日，老板故技重施的时候，400多名工人堵住厂门，要求进行集体谈判，到5月17日，强硬的资本家只答应支付1年500元的补偿金，并扬言“拿一千万与工人斗，拖死工人”。而当地的仲裁部门也对工人的诉求无动于衷，说“你们厂才四五百人罢工，我们接到的还有两千人罢工的案子呢，你们算什么。”（劳动局）、“老板的设备当然可以搬，你们管得着吗？”（派出所）。工人继续围堵厂门，但老板因为机器已经搬运走了，成竹在胸，不愿意出来跟工人见面。

　　工人代表吴贵军是一个比较相信理性维权的老实人，这类工友并不算觉悟工人，对老板和政府还抱有很大的幻想，但老吴年纪大、平时对其他工友热心肠，因而被推举出来作为工人代表。老板在搬机器的时候，工人堵厂门，老板说了一些甜言蜜语，并做出了对工人让步的许诺，老吴和其他工人没有留下字据，就放走了老板的搬厂团队。事情在5月21日发生变化，因为留在厂内斗争无效，机器也已经被转移走了，吴贵军相信政府一定可以为工人做主，且通过示威游行能争取社会同情，于是开始和其他工友开始上访。至5月23日，3名工人代表（包括吴贵军）在上访过程中被抓捕，至5月30日，工斗告一段落，多数工人结算了工资并领取了降至400元一年的低额补偿，开始重新找工作。2013年6月28日，另外两名被刑拘的工人予以取保候审，而吴贵军则被关押了长达7个月之久，于2014年1月21日以“聚众扰乱交通秩序罪”予以起诉。老吴目前身陷囹圄，尽管本地众多关心工人事业关注工人前途的朋友一直在积极声援他，但这种声援主要局限于网络上，在没有工人有组织力量作为支援的情况下，相对于蛮横颠倒黑白的国家机器的重拳打击，实在是力量对比悬殊（工评社编注：其实，对吴贵军的声援不只限于网上，当地劳工组织还做了一定的社会动员，包括发动工人联名、制作宣传视频、到庭审现场组织抗议、争取主动）。

　　迪威信维权斗争失败了，但它是目前中国此起彼伏的搬厂斗争的一个缩影。从情理上来讲，工人留在厂里斗争，扼守生产要津，确实比上访堵路要有用，然而，珠三角部分维权工友，都表示说老板诡计多端，很多情况下，他们偷偷搬运机器，工人并不知情。也就是说，在斗争中，工人和老板处于一个“不对称”的状态，吃了老板的亏之后，被逼到角落里的工人才开始还手，而在严肃的斗争中，老板和其帮手早已分析了情况、研究了对策，工人在自发的搏斗中却无法有效地把单个原子化的个体组织成有力量的整体。以迪威信工厂为例，2013年年初就放话要搬厂，4月老板已经转移了两次机器，工人虽然被迫进行还击，但从5月头上工人斗争的进展来看，占厂所起到的效果并不差，老板转移固定资产的计划被切断了。那为什么老吴会放走老板的搬厂团队呢，老吴并不能说是珠三角维权工人中的落后分子，如果老吴是一个只在乎个人前途的工人，他也大可以不必当工人代表，但他确实幻想跟老板及其代理人好好谈，工友说：“眼镜（吴贵军）太实在，竟然和老板讲道理。”“本来是该工人耍赖的，结果被老板耍了。”老吴的幻想很大程度上是许多初步起来反抗的工人所无法避免的偏见陷阱。尽管如此，目前正处于工人运动的黎明时期，整个阵营内部还在进一步分化阶段，工人斗争的发展愈来愈需要维权工人清楚地意识到阶级对立的现实，改良主义的劳工机构势必要把更多的“吴贵军”拉入到其物质轨道，然而改良思想以及对“依法维权”的迷信，势必在将来的抗争中拖战斗性工人群体的后腿。工人斗争的发展，需要吸取昨日吴贵军的教训，推出明天的徐阿梅（20世纪20-30年代中国共产党的工人骨干，死于抗战时期）以及钦察泽（俄国布尔什维克在高加索地区的工人战斗队组织者，后于上世纪20年代参加左翼反对派，死于流放地）。我们相信经过官资勾结打压后的战斗工人，能够抛弃劳资合作幻想、觉醒到工人必须靠自己斗争到底。斗争的需求，推动工人要对厂里的生产情况、本群体的精神状态以及资本家及其代理人的对策和改良主义路线的忽悠有清醒的认识，并在斗争中拧成一股绳，有力地回击剥削阶级对打工群体的压迫。


反搬厂斗争（二）：先进微电子大罢工

　　2013年10月31日，全球最大的半导体装配设备制导商香港先进微电子公司（以下简称ASM）在深圳盐田区的三家工厂爆发工潮，罢工缘由是该公司位于盐田港区和太平洋港区的2间工厂合同先后到期，政府要求公司搬迁以升级改造。但在搬迁其中一个部门时，部分工人拒绝搬迁，指公司不按照劳工法例给予合理赔偿，工人为此曾在三月份罢工3天，后经调解但失败。工人称公司向惠州方向的搬迁，事先并没有跟厂内工会商量，大部分工人要求一次性支付解雇赔偿，或者加人工后再搬迁，而公司管理层一如其他中外有产者的打手那样，傲慢地拒绝了工人的要求。
　　ASM在13年三季度盈利5.11亿美元，虽然13年受海外市场波动影响，订单有所减少，但比起工人惨淡的生活来说，大老板们已经算吃撑了想吐，而工人则在一切为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资本主义大生产环境下第N次地被凌辱欺侮，工友们说每年涨工资都是按照深圳市的标准来的，芯片制造业不佳的工作环境让工人饱受职业病的困扰甚至有得癌症去世的，劳动量不断地变相加强，以至于为公司工作了二十年的工人感觉自己像是需要上润滑油的机器。工友说：“我们已经被压榨的太久，我们已经被蔑视的太久，如果不趁着这一次爆发的浪潮争取到你自己应该得到的权益，我们谁都无法在今后的日子里单枪匹马的面对公司这个庞然大物。”（烈火《告ASM全体同事书》）

　　罢工工人要求“涨薪3000，按照2N+1进行买断”，但公司行政总裁李伟光先生却认为工人不理解搬迁内容，并希望政府能帮助调解。资方为了破坏罢工，祭出了“三板斧”：一、派“工贼”，主要是收入相对较高的办公室职员（如人力资源部门的同事）过来劝导，虽然这些人大抵也是雇佣劳动者，但在集体行动中却对资本家拉偏架；二、对罢工工人分化利诱，给积极斗争的工人记黑点，对老实巴交的工人则是萝卜加大棒（比如威胁开除或者买红牛饮料联络感情）；三、一如既往地要求深圳衙门严惩蹬鼻子上脸的泥腿子。整个ASM罢工坚持了22天，从工人的组织程度上来看，不得不说是今天中国工人斗争所能达到的最高的水准，工人佩戴袖章，拉起了纠察线，防止资方派来的打手开动机器，并通过电话和QQ等渠道联系其他工友，让大家团结起来。万般无奈下，资方把一部分订单压力转移到了位于惠州和福永的工厂，这意味着这两个地方的工友需要加班加点，来帮老板度过难关。彼时ASM股票在香港恒生股市一路狂跌，董事会和管理层面临诸多压力，如果福、惠工人能一并停工，将是对深圳工友最有利的支援，但福、惠两厂的工人未做好斗争准备（也有一些说法称福永、惠州的ASM工厂部分基层管理人员如线长、拉长，积极游说工人不要罢工），退而求其次的情况下，福、惠工人依然秉持阶级团结的原则，给深圳工人捐献了罢工经费。2013年11月12日、16日两天，工人代表同资方进行了两次谈判，无果而终。11月19日，在占厂20天无效的情况下，为了突破僵局，争取社会同情，部分工人向公安局申请到厂外游行，但也有其他工友担心外人或公司派人混进来捣乱搞破坏，甚至造成暴乱局面，政府趁机介入，警察插手打压，一番讨论之后，留厂坚守的意见占了上风。第二天（21日），资方答应工资上涨20%，膳食标准每日增加到21元，并为住厂外工人提供200元住房福利补贴，而在搬厂方面：要求工人要么拿“N+1”买断，要么去新厂上班，并提出最后通牒，宣布22日必须全体复工，终止和罢工工人的谈判；厂外，大量警车和便衣很配合地开始重建生产秩序了。第二天，坚持了22天的ASM罢工结束，7名最积极的维权工人遭到了开除。之后，资方一度耍赖，克扣罢工22天工人的工资，工人上访到深圳盐田区的信访办，但彼时罢工已然结束，工人走到劳动仲裁渠道，事情是否解决，之后也没了下文。

　　相比较之前迪威信工人的反搬厂斗争，深圳盐田沙头角的工人占住了工厂，控制了老板设备的周转、订单的生产，并用自己有力的集体行动让大大小小的资产阶级证券投机客惊恐慌张，ASM罢工作为一个坚持了22天的维权行动，可以说是一个值得推广的日常斗争的经验。如果有什么遗憾的话，恐怕：一、如同一位工友所说：“这次罢工最大的不足就是三边（ASM三大厂区：沙头角、福永、惠州）没有来一个联动。”；二、对于今日中国抗争无产者来说，沙头角工人斗争不可谓不是一个高光时刻，但在整个世界范围内两大阶级的对抗来说，这只是稀松平常的日常斗争，只是因为斗争传统中断了很久，工人和一切关心工人利益、关注工人前途的朋友还没有习惯这样的节奏。

　　
港九码头工人罢工，社运模式？

　　2013年3月底，香港葵涌码头部分工人要求时薪增加12.5港币或每更增加100港币。码头工人经常需要长时间超负荷工作，身体极度透支，回归之后，事实上工人的收入相对物价是不断下降的。葵涌码头隶属于李嘉诚家族，但大量使用外劳工（派遣工），各大外判公司的小吸血鬼依附着李氏家族这个大吸血鬼，榨干了工人创造的劳动。不仅如此，资本家还在吊机上装摄像头，侵犯工人的隐私权。万般无奈下，工人找到了香港的工会——香港职工同盟（职工盟），3月28日，工人诉诸罢工，并提出三项诉求：1、承认英帝国主义撤离香港时期答应的集体谈判权；2、废除外判制度（劳务派遣制度）；3、涨薪20%。尽管罢工的人数比例不够高，500名工人只占码头工人人数的1/7，但即使如此，对于吞吐量极大的葵涌码头，工人停工直接打到了资本家的要害部位。以至于李嘉诚老板急忙向大陆求助，先是弹压了大陆高校若干关注工人权益学生的声援，再是尝试转到深圳盐田港缓冲压力。初次交锋，工人小胜一筹。

　　码头抗议发生后，资本家诉诸法庭仲裁，要求颁布临时禁令，法官李翰良先生说：“工人的示威权不能凌驾私人业权。”大陆的一些朋友确实提到说中国工人需要工会组织权、集体谈判权和罢工权这些针对工人运动的资产阶级民主权利，但与此同时，资产阶级在让步的同时，也通过各种繁琐的法律条文——如“罢工申请”、“禁止野猫罢工”或“裁决侵犯物权”来打压工人的组织。职工盟作为一个改良工会，对于禁令虽然表示了抗议，但还是“尊重”了资产阶级法庭的判决。之后，罢工进入固定的港台和境外的“社运模式”：贴标语、挂横幅、喊口号、游行示威。香港市民厌恶李嘉诚一干资本大鳄的蛮横嘴脸，不少人为罢工基金进行了捐献。但工人离开了码头之后，李老板淡定了很多，他和其下属的和黄集团高管并没有出面，而是通过外判商跟工会谈判，最终达成了涨薪9.8%的协议。至于其他两项（废除劳务派遣工制度和承认码头工会的集体谈判权），则继续保持现状。

　　香港不同于大陆，那里允许工人成立自己的工会，允许各色左翼团体公开活动，如果以为这样，就可以自动保证工人权益，提高工人觉悟，那就错了。一来、香港工会入会率并不高，不到三分之一，多数外判工人或者外籍工人未被组织进工会；其次、工会作为注册的团体，必须有资金支持其办公地点和支付全职工作人员的工资，这也就使得香港工会不是隶属于资产阶级自由民主派就是跟在亲北京的大资产阶级建制派屁股后面，工会在日常防御中或者口头上反对资本侵犯实际上拖工人后腿或者干脆沦为了“爱国爱港”的花瓶团体；最后，香港的工业生产已经向大陆发生了转移，产业工人的人数减少，造成了集体行动的减少，虽然香港的支柱产业——金融业的多数职员也属于雇佣劳动者，但鲜有打击资本周转的工潮发生，香港资产阶级法律对直接攻击生产要害的罢工行动的破坏又造成了罢工行动走入了“社会运动”的模式。

　　什么是“社会运动”呢？社会运动通常是指那些跟劳工运动没有直接关联，但作为工运同盟军反对资本主义的一些抗议活动。比如“妇女平权”、“生态保护”、“反对帝国主义战争”、“歧视同性恋”，这些运动揭露了资本主义秩序下各色被压迫阶层的苦难。然而，社会运动只能作为劳工运动的同盟军，他本身无法颠覆甚至谈不上动摇统治秩序。更为糟糕的是，如果在有条件瘫痪或影响生产的环境下，离开主战场，去站街的话，固然可以争取到一些市民的同情，但对资本家的压力就陡然减小。此次香港码头罢工，甚至有一些国际工会组织的头头到场声援，并发动本国工会的工人捐款。然而，事实上如果在一两个西方国家的码头或航空港，能出现一两场拒绝装卸去往香港或来自香港的罢工，将是对香港码头工人最有效的支援。遗憾的是，“天上掉下最后一根救命稻草”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行动没有出现，各国改良工会的领袖们和职工盟的头面人物一样，他们害怕工人脱离自己划定的运动轨道，因而，他们不可能也一定会拒绝提出真正严肃的帮助抗争无产者维护自己权益的策略。

　　我们怎么办呢？在阶级解放事业低落的今天，香港工人和其他世界各地的工人一样，需要积极地团结起来，这种团结意味着对本阶级直接行动力量的自信和对劳资对立现实的清醒认识以及抛开对改良派“知心大哥大姐”的盲从和迷信。无产阶级的解放，只有依靠工友自己，而非其他外来力量。


小结

　　本文管中窥豹，讲述了去年的六场工潮，这些罢工虽然已经结束了，但有太多的经验教训值得总结。世界市场的萧条与动荡、上层产业调整的既定策略和各种面向工人的法律的出台或调整、各行业或扩张或萎靡的现实，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使得各个工业区里到处酝酿着无产者潜在的反抗种子。然而，资产阶级及其谋士们下定决心要维护自己的经济利益和统治权威，我们怎么办呢？在未来，伴随着工人斗争的发展，主动出击且严肃的集体行动会愈来愈多，也希望更多站在阶级立场上的零散赤色分子能够结合国内外的政治经济形势、统治阶级的策略、改良主义的宣传和实践陷阱、相关的法律法规，推出更多有价值的工人斗争评述与总结，并进行相关的技术整理和传播。


（凡署名文章，文责自负。——工评社）

（责编：曜枢）